我們追求親密的遠古渴望在現代睡眠環境中發揮作用,這是一種演化上的落差,使父母必須自行摸索方向。
當我詢問坦尚尼亞的哈扎人(Hadza)母親,她們是否曾經將嬰兒放在遠離母親的地方睡覺時,她們盯著我,彷彿這個問題本身完全不合理。
她們的反應令我不禁懷疑,她們是否覺得這個問題近乎無禮。不然母親要怎麼保護孩子度過夜晚?不然她要怎麼讓孩子保持溫暖、在孩子第一次有動靜時就哺乳,或者待在足夠靠近孩子的地方察覺危險?
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且依據人類學家的說法,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嬰兒睡覺通常不是獨自一人,而是有人陪伴。嬰兒睡在照護者的感知範圍內:觸摸、嗅聞、聆聽、哺乳、醒來、安頓下來,這樣的照顧方式比搖籃、電燈、兒科手冊還要古老。
這不代表同床共眠就很安全。現代成人床鋪有柔軟的床墊、枕頭、棉被、縫隙、抬高的表面。依據成人的狀況以及嬰兒的年齡和健康,其中的危險也可能進一步產生。古老的人類做法或許是就近照顧嬰兒。現代的風險則往往在於就近照顧所需的環境。
這或許是一種演化上的落差:追求親密的遠古渴望在現代睡眠環境中發揮作用,但如今的環境已與這種渴望發展時的環境大相逕庭。僅僅因為人類長久以來都這麼做,不代表從演化上來看,這種做法就是安全的。但如果結合現代死亡率研究,或許有助於找出最大的危險來源,並確認安全睡眠準則是否能變得更實用,同時又不會降低保護效果。
為什麼同床共眠的風險難以理清
最安全的建議很簡單直接,但了解風險如何在現代睡眠環境中變化則不然。美國兒科學會(AAP)建議,在理想狀況下,至少出生後的最初六個月,嬰兒應該在堅固、平坦且沒有傾斜的表面上仰睡,且應該與父母同房但不同床。
2024年,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記錄到美國有大約3400例嬰兒猝死事件:1351例列為嬰兒猝死症(SIDS),1099例為未知原因,947例為意外窒息或床上勒死。
有些情況使同床共眠遠比其他情況更危險。AAP估計,相較於沒有額外風險的親子同床共眠,當照護者的警覺心或清醒能力因倦怠、酒精、藥物或鎮靜藥物而下降,或是嬰兒與目前吸菸者同床共眠,或是睡在沙發或扶手椅等柔軟的表面上時,風險會提高十倍以上。當嬰兒未滿四個月大,或與另一個孩子或非父母同床共眠時,風險會提高五到十倍。早產、低出生體重、枕頭、鬆散的被褥會讓風險提高二到五倍。
梳理每項因素的影響多寡是很困難的。研究人員無法將嬰兒隨機分配至可能有危險的睡眠情境。他們必須依賴觀察性研究和死亡調查,但這些來源的資訊可能不完整,多項風險也可能互相重疊。
2021年一項發表在《兒科》(Pediatrics)期刊的研究顯示為什麼這麼難以區分風險。在超過7500名死因受到檢視的嬰兒中,將近60%的嬰兒死亡時與他人同床共眠。但因為這項研究只檢視死亡嬰兒,所以該數據無法告訴我們,相較於分開睡眠,同床共眠的風險有多高。至少76%的死亡都涉及多項不安全的條件。有幾項危險經常互相重疊,這使我們很難將任一因素(包括同床共眠)的作用獨立出來。
哺乳如何使同床共眠的爭論更加複雜
哺乳使整體情況更加複雜。哺乳與SIDS風險降低有關,卻也讓母親和嬰兒在夜間有更緊密的接觸。
杜倫大學的人類學家海倫.波爾(Helen Ball)數十年來一直研究一項經常在公眾爭論中忽略的區別,那就是同床共眠這一寬泛類別,以及使其變得更危險的具體環境之間的差異。
2016年的一項研究納入英格蘭870名打算哺乳的母親,而在這項研究中,波爾和同事追蹤哺乳和同床共眠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嬰兒出生後26週為止。結果顯示,嬰兒出生後六個月時,在678名有足夠資料來分類同床共眠模式的女性中,經常同床共眠與哺乳有關。
不過,這項研究無法確認因果關係:同床共眠的母親往往也在分娩前表達較強烈的哺乳意願。同床共眠可能協助一部分的母親繼續哺乳,但已經決定哺乳的母親或許也更有可能帶嬰兒一起上床。這種複雜的關係使波爾和其他學者主張風險最小化:告訴家長最安全的建議,同時解釋讓非預期或預期的同床共眠狀況更加危險的原因。
生物人類學家詹姆斯.麥肯納(James McKenna)透過合併研究哺乳和嬰兒睡眠來探討這個問題。他與李.傑特勒(Lee Gettler)一起創造「哺乳睡眠」(breastsleeping)一詞,以形容哺餵母乳的母親和嬰兒在沒有其他已知風險的情況下同床共眠。
在1997年一項小型實驗室研究中,相較於獨自睡眠的嬰兒,同床共眠且接受哺乳的嬰兒在夜間的哺育次數更頻繁,時間也更長。這項研究衡量的是哺育行為,而非嬰兒死亡風險。不過,它顯示了哺育、嬰兒覺醒、母體反應能力、睡眠位置如何形成一種生物生態學。
我與艾莉莎.克里頓登(Alyssa Crittenden)和其他同事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對哈扎人而言,同床共眠是多麼普遍。在這項研究納入的33名成人中,30人表示自己與至少另一人睡在同一間小屋、同一個表面上。另有三名女性正在哺乳,但人數太少,無法確切判斷哺乳如何影響她們的睡眠。不過,在整個群體中,與愈多人一起睡,睡眠時間就愈短,也愈零碎。一名母親被問及為何要和嬰兒一起睡時,直截了當地回答:「這是我的孩子,這樣我就能保護〔他們〕。」
這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不同文化都持續存在嬰兒同床共眠的現象,但這無法抹消現代床鋪的風險。更棘手的問題是,當危險可能隨著嬰兒、照護者、睡眠環境而有極大差異時,臨床醫師應該向依然與嬰兒同床共眠的家長告知什麼注意事項呢?
不同國家如何應對同床共眠的現實情況
公共衛生主管機關大多贊同最安全的選項:在家長的房間裡,讓嬰兒在獨立、堅固且平坦的表面上睡覺。差別在於他們怎麼幫助家庭做好準備,應對「同床共眠依然會發生」的可能性。
與AAP不同,英國的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研究院(NICE)和國民健康署(NHS)準則採取更偏向減少傷害的做法:他們依然表示最安全的位置是家長房間裡的獨立嬰兒床,但他們也建議家庭,如果同床共眠該怎麼降低風險,以及何時應該堅決避免同床共眠。
紐西蘭提供另一種答案:該國的安全睡眠計畫推廣「wahakura」(一種傳統的毛利編織嬰兒搖籃)及可攜式「pēpi-pod」。這兩種裝置都能讓人就近照顧嬰兒,同時為嬰兒提供獨立、受保護的表面。
我們家的決定
我曾詢問哈扎人母親是否會讓嬰兒與母親分開睡覺,數年後,我也在自己家中面臨這個問題的另一個版本。
我是演化人類學家,不是臨床醫師。我知道嬰兒睡在獨立的表面是最安全的選擇。但我曾與哈扎人相處一段時間,且對波爾和麥肯納的研究很熟悉,這些經歷也幫助我了解為什麼哺乳和睡眠可能很難分開。
等到我們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的第六週,我和妻子已經疲憊至極。她也出現乳腺炎的症狀,還承受著必須在每次夜間哺育時完全清醒的壓力:開燈、調整位置、含乳、重新安置,然後慢慢再次入睡。我們的日子縮窄成一片倦怠的迷霧。
我們最終選擇與孩子同床共眠。我們努力去除已知的危險,做決定時也已經考慮到各種風險,而不是希望風險自行消失。我們照顧第二個孩子時也做出同樣的選擇。我們的經驗並沒有證明這樣的安排很安全,也不是要向其他家庭提供建議。但這幫助我了解為什麼許多家庭一直選擇這種做法。對我們來說,這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度過夜晚的方式。
因此,問題不在於古代的母親是否正確,現代的醫生是否錯誤;而是在於現行的安全睡眠準則是否能夠更精準也更顧及背景環境,同時又不會降低保護效果。家長需要一份明確的建議,以及一張誠實說明風險如何改變的地圖。
嬰兒在夜間永遠不只是睡覺而已。他會呼吸、進食、傳遞訊號、調節,並仰賴照護者的身體和判斷。人類最古老的解決方法是就近照顧。現代證據告訴我們,當嬰兒待在觸手可及的獨立睡眠表面時,就近照顧是最安全的選項。良好的準則應該提供清晰的建議,並幫助家長了解,當夜晚照顧嬰兒的過程不如預期時,會面臨什麼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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