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漢去了新加坡之後，又飛往華盛頓特區向美國政府官員報告該疾病可能發生的下一個地點。當時已經有兩艘遊輪因為船上有COVID-19病例而滯留在海上了。由於卡拉漢是少數幾位曾見過該疾病的美國醫生之一，所以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請他協助疏散遊輪上的美國乘客，一艘是停靠在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另一艘是停靠在加州海岸的至尊公主號。

他完成這些任務之後回到波士頓（他任職於當地的麻省總醫院）及紐約，協助開展臨床試驗，並治療麻省總醫院的COVID-19病患。「這是一場死亡與解藥之間的軍備競賽。」他說：「要嘛病毒獲勝，要嘛我們的免疫系統獲勝。」

卡拉漢在科羅拉多州波德市的家中休假時，《國家地理》抓住機會採訪他。出於篇幅與行文清晰的考量，以下採訪稿已經過編輯。

你曾在優勝美地公園當過攀岩客，這項經歷對你的傳染病醫生生涯有什麼影響？

我〔在麻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就讀大學期間擔任過急救護理人員，參與山區救難行動。我在這些行動中學會了當生命在緊急狀況下危在旦夕時，應該如何做出決定。〔在阿拉巴馬大學〕就讀醫學院時，我的興趣轉向海外的災難應對行動。我發覺，殺死大家的不是地震或海嘯，是隨之而來的瘧疾、登革熱、水媒傳染疾病。傳染病是一種緩慢發展的災難，然後它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你曾預期過你的一生中會發生COVID-19這樣的大流行嗎？

我們在規劃〔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應對疫情爆發的行動時，曾考量到最糟的情況，但我們原本一直覺得這些情況都純屬假設而已。我們原本也確信下一場大流行會是流感，即使是在2002年與2003年的SARS疫情之後也這麼認為。SARS是一種很可怕的病毒，但它的傳染性沒那麼高。這顯示了我們面對未來時必須心懷謙卑。

為什麼這種新型冠狀病毒這麼難對付？

原因是它的高度傳染力。它就像一顆小小的智慧型無聲炸彈，存在於社區之中，然後它會找到易感族群，直接殺死他們。我認為COVID-19就像是一座冰山，一切都潛藏在水面之下。我們如今正在處理冰山的一角而已。

這場危機如何改變了醫療規則？

我們（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充裕、資源最豐富的醫療體系，但這項優勢並未真正對我們有所幫助，因為我們的病患死亡的速度就跟資源緊缺的國家一樣。我們最好的武器就是知識。

你有在實地行動中感染過傳染性疾病嗎？

我認為受到感染是專業上的失敗。我應該要成為最好的典範。當我們帶領〔由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派出的醫生、專科護理師、護理師、藥師組成的〕災難應對團隊，到日本的鑽石公主號遊輪上，這些人員一生中從未踏足過高風險區。他們以前遇過最糟的狀況就是地震、颶風。他們正在學習新技能，我們也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感到緊張或不確定，最重要的就是放慢動作。如果他們遭到感染，責任在我們而不是他們。

你為什麼一直重返高風險區？

最晚離開敵對國家的美國人就是醫生與護理師。我們的基因似乎有種缺陷，促使我們前往疫區，將自己置身於危難之中，因為我們會對醫療取得不平等的問題感到不安。我就讀醫學院的時候，曾在剛果與盧安達邊界的戈馬難民營（Goma refugee camp）擔任志工。我在種族屠殺發生時返回家裡，但這一切的不公不義卻成為我的動力。透過前往這些偏遠地區及教導醫生，我發覺我能夠影響1000條人命，並為一個村莊或社區做出持續的改變。

你認為這場COVID-19危機會如何結束？

擺脫這場疫情的唯一方法，就是每個人都因為受到感染或接種疫苗而產生免疫力。如果要我選擇的話，那麼即將問世的其中一種疫苗會讓我們暫時擁有免疫力，而如果免疫力能持續四到六個月，我們就能打破大流行的循環。然後，我們再製造另一種更好的疫苗。最終我們會度過這次疫情，但我們不太可能透過第一批疫苗就戰勝它。

你會覺得大家把太多重心放在疫苗上嗎？

當你面對一場大量傷亡的感染，需要列出優先考量。第一，保護易感群體。第二，打斷傳染鏈。第三，治療病患。第四是製造疫苗，因為這需要最多時間，風險也最高。但我們很顯然尚未打斷傳染鏈。我們也沒有在COVID-19療法上投入足夠資源。開發疫苗需要了解人類免疫系統對於之前從未遇過的病毒有什麼反應。我寧願將病毒帶進實驗室，用各種直接作用的抗病毒藥物擊垮它。

我們如何預防這樣的大流行再次發生？

傳染病疫情正在變得愈來愈大規模、發展得愈來愈快，也發生得愈來愈頻繁。〔非洲〕每次發生伊波拉疫情時，人們就趕去各國首都，那裡有直接飛往歐洲、印度、中國的班機。這代表著這些疾病馬上就變得國際化，而我們需要放下政治，同心協力對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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