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鯊魚是在某國的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簡稱EEZ）內抓到、而不是來自國際水域，那或許可以算是好消息，因為發生在專屬經濟海域內的事情，其實是可以掌控的。」蒙特里灣水族館的科學主任凱爾．馮豪坦（Kyle Van Houtan）說，他也是該篇研究的第一作者。「這就是那一個國家的單獨責任。」

印尼龍目島的坦朱魯安（Tanjung Luar），漁民正卸下一隻鯊魚。這個國家是主要的魚翅出口國，其中有許多都是從這個漁村的港口輸出的。

馮豪坦的團隊將市場的魚翅採樣之後進行DNA分析，並結合棲地模擬技術，以確認鯊魚的種類與其來源。

「只要從市場中未標記的魚翅採一小片樣本，就能得知鯊魚的種類，與牠們生活在什麼地區的詳細資訊。」他指的是DNA分析技術方面的進步，不只是在辨識物種方面更準確，同時也能將樣本的獨特遺傳標記和地區性族群的已知特徵加以比對。「我們在魚翅交易中找到了一群完全不同、也更稀有的近岸鯊魚，若是用較舊的技術，是絕對無法發現的。」

這項研究也發現，魚翅交易中的許多大洋區物種，如大青鯊（blue sharks）、狐鯊（thresher shark）、長鰭真鯊（white tip sharks）等，可能都是在國家領海中撈捕的，而不是一般認為的公海。馮豪坦指出，舉例來說，雖然大青鯊是開闊洋區的物種，但有時候在距離他位於加州蒙特里（Monterey）的辦公室不遠處的漁港外海，也會捉到。

乾魚翅會在新加坡分級以便出售。當地是魚翅交易的中心。

在坦朱魯安的魚市場，會把鯊魚的尾部跟魚鰭切下來。

「所有物種都有偏愛的環境，像是能存活的溫度範圍、最適合成長的溫度，［還有］會避開的極端等等。」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副研究員、也是該團隊的棲地模擬專家加布瑞爾．雷岡多（Gabriel Reygondeau）說。把物種對棲地的喜好的相關知識、以及找到這些環境條件的衛星資訊數據結合起來，該團隊便能預測這些物種最可能出現的地點。

作者群檢視了來自香港、溫哥華、舊金山和巴西北部海岸市場超過5000件的魚翅樣本。雖然作者群強調這些樣本並不能完全代表全球交易，但他們檢測的魚翅大部分都來自在少數幾國領海內捕捉到的鯊魚。這份名單包括了某些以鯊魚捕撈產業知名的國家，像是印尼、日本和墨西哥，也有些讓作者群訝異不已：澳洲和巴西。

迪亞戈．卡德諾薩（Diego Cardeñosa）是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並未參與這項研究，他說這些結果支持一種有愈來愈多人認知到的事情：並不是只有大洋區的鯊魚種類受到威脅，近岸的種類也是。這同時也強調了全球貿易的本質。

這項研究的發現與卡德諾薩自己在受威脅鯊魚物種遺傳追蹤方面的研究，都「強調了在全世界許多區域都需要有更強力的漁業管理」，他在一封電郵中說：「太平洋東岸［墨西哥］顯然是CITES名單中鯊魚物種流入亞洲魚翅市場的一大來源。」

拍賣商、魚市場員工、買家和其他人在坦朱魯安等待拍賣開始。每一排的鯊魚都屬於不同漁船船員。

CITES，也就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範的是野生動物的跨國交易，而名列公約中的物種，就是國際社群都同意需要更嚴格的交易管制、以避免數量下降的生物。

有比較多鯊魚是在海岸區捕捉的這個結論，帶來了希望，因為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漁撈事業會比在公海更容易監測與控管。這或許也代表在近岸水域的更多小型船隻，會比少數的大型遠洋船隻更難追蹤，並可能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這項研究為保育人士找到了關鍵考量──小型漁業對鯊魚族群的影響可能更大，」非營利組織「國際鯊魚倡導者組織」（Shark Advocates International）的總裁桑妮雅．佛登（Sonja Fordham）在電郵中表示：「同時需要國內和國際的保護，才能達成永續。」

鯊魚保育最大的障礙，她說，還是缺乏將鯊魚撈捕嚴格約束在永續層級的政治意願。「我們需要有更多聲音呼籲決策者，要根據科學與預防手段做出具體限制──並要求他們為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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