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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04 2020

改變年輕世代未來的兩大重要事件:COVID-19與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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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女兒卡塔琳娜非常想念她最好的朋友,」攝影師亞麗珊德拉.桑吉內蒂(Alessandra Sanguinetti)表示,「所以我們從很遠的地方開車過來探望她的死黨。照片中她違反了社交距離的規定,和好友愛芙莉(Avery)互碰指尖。」PHOTOGRAPH BY ALESSANDRA SANGUINETTI, MAGNUM PHOTOS

氣候變遷的危機加上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會讓Z世代年輕人在成年之後將世界引向何方?他們會開創什麼樣的未來?

「我女兒卡塔琳娜非常想念她最好的朋友,」攝影師亞麗珊德拉.桑吉內蒂(Alessandra Sanguinetti)表示,「所以我們從很遠的地方開車過來探望她的死黨。照片中她違反了社交距離的規定,和好友愛芙莉(Avery)互碰指尖。」PHOTOGRAPH BY ALESSANDRA SANGUINETTI, MAGNUM PHOTOS

「我女兒卡塔琳娜非常想念她最好的朋友,」攝影師亞麗珊德拉.桑吉內蒂(Alessandra Sanguinetti)表示,「所以我們從很遠的地方開車過來探望她的死黨。照片中她違反了社交距離的規定,和好友愛芙莉(Avery)互碰指尖。」PHOTOGRAPH BY ALESSANDRA SANGUINETTI, MAGNUM PHOTOS

潔米.瑪戈林(Jamie Margolin)原本預計在4月22日於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舉辦的世界地球日(Earth Day)活動上發表演說,但由於集會取消,她只能在家中用筆電觀看線上活動。她和家人自從3月中旬以來,就一直待在位於西雅圖的家中躲避疫情。

瑪戈林的學校已改為線上授課。她今年要畢業了,但以往會有的畢業舞會和畢業典禮等活動全都遭到取消。她高齡96歲的祖父日前因為感染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入院治療,不幸仍在一週後過世。在祖父的葬禮上,大家不能相互擁抱,而且瑪戈林、她的父母和叔叔都戴著口罩和手套,保持1.8公尺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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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18歲的瑪戈林屬於Z世代(Generation Z),也就是1996年以後出生的族群。她14歲就成為氣候變遷行動者,因為憂心地球環境在她下半輩子會變得讓人類無法生存,她不斷呼籲大眾重視相關問題。但如今人類面臨高傳染力的新型流行病,很可能在她的前半生就造成許多災難。

氣候變遷和COVID-19疫情這兩個棘手的災難雙雙來襲,雖然能確定兩者會產生交互影響,但確切會發生什麼情況還不明朗。目前可以預測的是,對眾多年輕人來說,這場疫情會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決定性的時刻,也幾乎可以確定隨之而來的經濟困難將會形塑他們的世界觀,就像經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孩童,成年後多半比較簡樸節約。

這些年輕人在2007年到2009年經濟衰退的陰影中成長,如今很多人更是一畢業就會面臨不景氣的困境。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世代,他們不僅要背負學貸,未來求職時還得面對失業人口急速攀升至大蕭條時期水準的大環境;截至4月底,美國失業人數已經達到2600萬人。

以全球來看,這場疫情對Z世代的影響更為嚴重:15億名學子因學校關閉無法到校上課,占全球學生總人數的90%,而目前全球有一半地區的學生因為缺乏網路系統或電腦,無法透過網路學習。COVID-19將使數以千計的兒童成為孤兒,而且疫情如今正在非洲快速擴散,讓當地一直在竭力遏止HIV/AIDS傳染的醫療體系承受更龐大的壓力。

從現在往後推個30年,瑪戈林48歲時,也就是21世紀中葉,快速暖化的地球可能已經面臨無法挽救的局面,生態系統將會顛覆、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科學家在2018年就已提出警告,認為各國領導人應該積極採取行動,在2030年之前將碳排放減少45%,並在2050年以前達到淨零排放,才能避免最糟的事態。

「歷史上不常出現這樣的時間點,」在美國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傳染病史的亞歷山大.懷特(Alexandre White)表示,「Z世代得要以不同於以往其他世代的方式尋找及建立社群。」

氣候變遷抗議運動朝數位化發展

去年秋天,包括瑪戈林在內,有好幾位年輕的氣候變遷行動者在各地發聲,引起人們注意;從印度德里到美國舊金山,他們帶領全球數百萬年輕人走上街頭,要求世界各國政府採取行動。在COVID-19疫情擴散全球之際,我與其中幾位聯絡,想了解他們對於一年內的生活有什麼看法,以及這波疫情對於氣候變遷僵局帶來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身為氣候運動的領導者,他們平時就一直在思考這個世界的命運,也經常設想大規模災難發生的情況,然而面對生活如此急遽地轉變,還是有不少資訊需要消化。

 「2008年經濟衰退時,許多人失業,日子並不好過,」瑪戈林指出:「但生活並非完全停頓下來,當時整個世界沒有像現在這樣停止轉動。」

現在,這些年輕人和全世界其他人一樣躲在家裡,一邊思考著未來的方向。15歲的萊森.穆圖基(Lesein Mutunkei)住在奈洛比,當地已實施宵禁,政府還要求民眾待在城裡,避免病毒擴散到鄉間;穆圖基正在想方設法解決電力不足的問題,讓課程能在線上進行。

他發起的種樹運動已經暫停,而他非常擔心因航班停飛而受困在南非學校內的姊姊;南非是非洲COVID-19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

不僅如此,穆圖基還說:「我聽到美國的消息,就想到我們在美國的朋友也可能會生病。」

           由於COVID-19疫情蔓延引發種族歧視者的反中情緒,英國校園出現一系列排華事件;劍橋大學的日籍研究生佐藤真弓深深體會到仇外心理的可怕。她和八位室友躲在學校宿舍中,一邊重新思考她人生中的優先要務。佐藤發現,那些她在尼泊爾和寮國參與社會和環境計畫時一起共事的朋友們,在此時成了她的心靈燈塔,因為他們比她更擅長面對不確定感。

「他們對這樣的情況特別熟悉……」佐藤說:「對他們來說,克服逆境是一種常態。」

 現年25歲的佐藤也認為,所謂的日常以後將會截然不同:「這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社交、工作、購物,以及照顧自己和他人健康的方式。」

實體旅行減少、線上交流增加

Z世代可能會深受這場傳染病的影響,不過身為全球第一個數位原生世代,他們也擁有更多面對未來的能力。以住在盧安達的吉蘭.伊拉寇茲(Ghislain Irakoze)為例,現年20歲的他年紀輕輕就創立一家公司,運用科技來辨識垃圾掩埋場中的電子廢棄物,減少了數百萬噸的垃圾;現在,他正在努力研發技術,讓公司改為收集和回收醫療廢棄物。

那些吸引數百萬人參加的氣候變遷抗議活動,大多都是透過社群媒體集結起來。17歲的瑞典氣候變遷行動者格蕾塔.童貝里(Greta Thunberg)於2018年在瑞典國會前罷課靜坐,引起全球各地響應她的星期五罷課抗議行動,如今這些活動已轉為在網路上進行。因為無法舉辦大型集會,社運人士得想出各種新的策略,才能讓氣候變遷抗議活動持續吸引人們關注。上週五就有社運人士到柏林的德國國會大廈外,在草坪上鋪了數千張抗議海報。

未來人們可能會更少旅行移動、更常使用Zoom等視訊會議服務,就連保守的老企業也開始適應這代年輕人從12歲就在使用的網路會議平台。社運人士指出,這樣的轉變對於地球有益。

20歲的社運人士德蘭妮.雷諾斯(Delaney Reynolds)住在邁阿密,她曾發起「下沉或游泳」(Sink or Swim)運動,呼籲佛羅里達州的居民重視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她表示:「數位落差主要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像是我們比較習慣使用簡訊、Zoom和FaceTime等等,但這樣的落差顯然會逐漸減少。」因為,這些科技產品現在變得更為普及了。

  雷諾斯也認為「科學、科學家和科學事實」將重新獲得大眾重視;在極度分化的世界中,這三者是十分重要的。

「這樣大規模的危機,確實能顯現出哪些民選官員有領導能力、哪些官員沒有,」她補充道:「我希望大家能從這次經驗中了解到兩者的差異。」

今昔對照

許多社會科學家不認同所謂Z世代的特徵,甚至是它的名稱。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Jean Twenge)認為應該稱之為「i世代」(i-Gen);曾撰寫多本專書討論美國世代潮流的作家尼爾.豪伊(Neil Howe)則認為「家鄉世代」(Homelanders,又譯國安世代)一詞更為貼切,因為這個世代的人比過去任何世代更常與父母一起待在家裡。在全球爆發疫情之後,美國加州戴維斯的14歲氣候罷課響應者亞歷珊德雅.維拉塞諾(Alexandria Villaseñor)表示,「Zoom族」(Zoomers)或許是最適合的稱呼:「80年之後,我們的孫輩可以衝著我們喊『嘿,Zoom族!』」她說道。

Z世代與成長於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沉默世代(Silent Generation)之間的關聯,就是兩者所面對的挑戰十分相似。

 「再過50年,i世代所生的兒女就會在爸媽家的地下室發現150捲廁所衛生紙。」特溫格說道。

更美好的世界

現年20歲的菲利克斯.芬克拜納(Felix Finkbeiner),在15歲時就創立非營利組織「種樹救地球基金會」(Plant-for-the-Planet),現為該組織的領導人;他表示自己對這些世代特質的宏觀敘述「很感冒」,但他認為今昔對照的觀點十分中肯,而且充滿了可能性。

我們第一次對話時,芬克拜納告訴我,他不認為全球大流行會造成巨大的變化;但一個星期之後,他說他改變想法了。

「真正讓我震驚的是,這樣的情況要拖上至少一年,可能會到兩年,」他說道,「在這兩年當中,大家最關注的會是病毒、經濟危機和政治極化,這讓人很難樂觀地認為氣候變遷問題在任何一個國家會有所進展。基本上,我們至少要損失兩年的時間。」

在那之後又會如何呢?目前在這場全球大流行中,最具啟發性的就是人類對疫情採取了大規模的反應。各國領袖曾經抱怨改變地球能源系統耗資過鉅、影響過大,但如今他們證明,這個世界其實完全有能力應對大規模的挑戰。

「一切都跟以前不同了,」芬克拜納說道:「在短短的三週內,政府決定寧可讓GDP減少10%,也要禁止大家去上班,以後就更難聲稱這樣的事情是做不到的。遇到災難時,民眾對於政府能力的期望會高很多。」

75年前,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股市崩盤和經濟大蕭條洗禮,讓這世界變得更為強大。歐洲將威權主義趕了出去,重新整頓社會;美國經過經濟大蕭條的深淵和公共救濟方案之後,在1935年建立了社會安全機制(Social Security),提供紓困協助,例如兼顧保護天然資源及解決失業問題的公民維護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就是在這段期間成立。我所訪問的Z世代成員,都認為未來的世界可以更好。人類能否再創美好未來呢?

 

延伸閱讀:人們愈來愈擔憂,南半球的冬季可能會助長COVID-19蔓延 / 她在半世紀前發現了冠狀病毒──卻沒有獲得多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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