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18歲的瑪戈林屬於Z世代（Generation Z），也就是1996年以後出生的族群。她14歲就成為氣候變遷行動者，因為憂心地球環境在她下半輩子會變得讓人類無法生存，她不斷呼籲大眾重視相關問題。但如今人類面臨高傳染力的新型流行病，很可能在她的前半生就造成許多災難。

氣候變遷和COVID-19疫情這兩個棘手的災難雙雙來襲，雖然能確定兩者會產生交互影響，但確切會發生什麼情況還不明朗。目前可以預測的是，對眾多年輕人來說，這場疫情會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決定性的時刻，也幾乎可以確定隨之而來的經濟困難將會形塑他們的世界觀，就像經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孩童，成年後多半比較簡樸節約。

這些年輕人在2007年到2009年經濟衰退的陰影中成長，如今很多人更是一畢業就會面臨不景氣的困境。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世代，他們不僅要背負學貸，未來求職時還得面對失業人口急速攀升至大蕭條時期水準的大環境；截至4月底，美國失業人數已經達到2600萬人。

以全球來看，這場疫情對Z世代的影響更為嚴重：15億名學子因學校關閉無法到校上課，占全球學生總人數的90%，而目前全球有一半地區的學生因為缺乏網路系統或電腦，無法透過網路學習。COVID-19將使數以千計的兒童成為孤兒，而且疫情如今正在非洲快速擴散，讓當地一直在竭力遏止HIV／AIDS傳染的醫療體系承受更龐大的壓力。

從現在往後推個30年，瑪戈林48歲時，也就是21世紀中葉，快速暖化的地球可能已經面臨無法挽救的局面，生態系統將會顛覆、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科學家在2018年就已提出警告，認為各國領導人應該積極採取行動，在2030年之前將碳排放減少45%，並在2050年以前達到淨零排放，才能避免最糟的事態。

「歷史上不常出現這樣的時間點，」在美國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傳染病史的亞歷山大．懷特（Alexandre White）表示：「Z世代得要以不同於以往其他世代的方式尋找及建立社群。」

氣候變遷抗議運動朝數位化發展

去年秋天，包括瑪戈林在內，有好幾位年輕的氣候變遷行動者在各地發聲，引起人們注意；從印度德里到美國舊金山，他們帶領全球數百萬年輕人走上街頭，要求世界各國政府採取行動。在COVID-19疫情擴散全球之際，我與其中幾位聯絡，想了解他們對於一年內的生活有什麼看法，以及這波疫情對於氣候變遷僵局帶來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身為氣候運動的領導者，他們平時就一直在思考這個世界的命運，也經常設想大規模災難發生的情況，然而面對生活如此急遽地轉變，還是有不少資訊需要消化。

 「2008年經濟衰退時，許多人失業，日子並不好過，」瑪戈林指出：「但生活並非完全停頓下來，當時整個世界沒有像現在這樣停止轉動。」

現在，這些年輕人和全世界其他人一樣躲在家裡，一邊思考著未來的方向。15歲的萊森．穆圖基（Lesein Mutunkei）住在奈洛比，當地已實施宵禁，政府還要求民眾待在城裡，避免病毒擴散到鄉間；穆圖基正在想方設法解決電力不足的問題，讓課程能在線上進行。

他發起的種樹運動已經暫停，而他非常擔心因航班停飛而受困在南非學校內的姊姊；南非是非洲COVID-19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

不僅如此，穆圖基還說：「我聽到美國的消息，就想到我們在美國的朋友也可能會生病。」

由於COVID-19疫情蔓延引發種族歧視者的反中情緒，英國校園出現一系列排華事件；劍橋大學的日籍研究生佐藤真弓深深體會到仇外心理的可怕。她和八位室友躲在學校宿舍中，一邊重新思考她人生中的優先要務。佐藤發現，那些她在尼泊爾和寮國參與社會和環境計畫時一起共事的朋友們，在此時成了她的心靈燈塔，因為他們比她更擅長面對不確定感。

「他們對這樣的情況特別熟悉……」佐藤說：「對他們來說，克服逆境是一種常態。」

 現年25歲的佐藤也認為，所謂的日常以後將會截然不同：「這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社交、工作、購物，以及照顧自己和他人健康的方式。」

實體旅行減少、線上交流增加

Z世代可能會深受這場傳染病的影響，不過身為全球第一個數位原生世代，他們也擁有更多面對未來的能力。以住在盧安達的吉蘭．伊拉寇茲（Ghislain Irakoze）為例，現年20歲的他年紀輕輕就創立一家公司，運用科技來辨識垃圾掩埋場中的電子廢棄物，減少了數百萬噸的垃圾；現在，他正在努力研發技術，讓公司改為收集和回收醫療廢棄物。

那些吸引數百萬人參加的氣候變遷抗議活動，大多都是透過社群媒體集結起來。17歲的瑞典氣候變遷行動者格蕾塔．童貝里（Greta Thunberg）於2018年在瑞典國會前罷課靜坐，引起全球各地響應她的星期五罷課抗議行動，如今這些活動已轉為在網路上進行。因為無法舉辦大型集會，社運人士得想出各種新的策略，才能讓氣候變遷抗議活動持續吸引人們關注。上週五就有社運人士到柏林的德國國會大廈外，在草坪上鋪了數千張抗議海報。

未來人們可能會更少旅行移動、更常使用Zoom等視訊會議服務，就連保守的老企業也開始適應這代年輕人從12歲就在使用的網路會議平台。社運人士指出，這樣的轉變對於地球有益。

20歲的社運人士德蘭妮．雷諾斯（Delaney Reynolds）住在邁阿密，她曾發起「下沉或游泳」（Sink or Swim）運動，呼籲佛羅里達州的居民重視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她表示：「數位落差主要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像是我們比較習慣使用簡訊、Zoom和FaceTime等等，但這樣的落差顯然會逐漸減少。」因為，這些科技產品現在變得更為普及了。

  雷諾斯也認為「科學、科學家和科學事實」將重新獲得大眾重視；在極度分化的世界中，這三者是十分重要的。

「這樣大規模的危機，確實能顯現出哪些民選官員有領導能力、哪些官員沒有，」她補充：「我希望大家能從這次經驗中了解到兩者的差異。」

今昔對照

許多社會科學家不認同所謂Z世代的特徵，甚至是它的名稱。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Jean Twenge）認為應該稱之為「i世代」（i-Gen）；曾撰寫多本專書討論美國世代潮流的作家尼爾．豪伊（Neil Howe）則認為「家鄉世代」（Homelanders，又譯國安世代）一詞更為貼切，因為這個世代的人比過去任何世代更常與父母一起待在家裡。在全球爆發疫情之後，美國加州戴維斯的14歲氣候罷課響應者亞歷珊德雅．維拉塞諾（Alexandria Villaseñor）表示，「Zoom族」（Zoomers）或許是最適合的稱呼：「80年之後，我們的孫輩可以衝著我們喊『嘿，Zoom族！』」她說。

Z世代與成長於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沉默世代（Silent Generation）之間的關聯，就是兩者所面對的挑戰十分相似。

 「再過50年，i世代所生的兒女就會在爸媽家的地下室發現150捲廁所衛生紙。」特溫格說。

更美好的世界

現年20歲的菲利克斯．芬克拜納（Felix Finkbeiner），在15歲時就創立非營利組織「種樹救地球基金會」（Plant-for-the-Planet），現為該組織的領導人；他表示自己對這些世代特質的宏觀敘述「很感冒」，但他認為今昔對照的觀點十分中肯，而且充滿了可能性。

我們第一次對話時，芬克拜納告訴我，他不認為全球大流行會造成巨大的變化；但一個星期之後，他說他改變想法了。

「真正讓我震驚的是，這樣的情況要拖上至少一年，可能會到兩年，」他說：「在這兩年當中，大家最關注的會是病毒、經濟危機和政治極化，這讓人很難樂觀地認為氣候變遷問題在任何一個國家會有所進展。基本上，我們至少要損失兩年的時間。」

在那之後又會如何呢？目前在這場全球大流行中，最具啟發性的就是人類對疫情採取了大規模的反應。各國領袖曾經抱怨改變地球能源系統耗資過鉅、影響過大，但如今他們證明，這個世界其實完全有能力應對大規模的挑戰。

「一切都跟以前不同了，」芬克拜納說：「在短短的三週內，政府決定寧可讓GDP減少10%，也要禁止大家去上班，以後就更難聲稱這樣的事情是做不到的。遇到災難時，民眾對於政府能力的期望會高很多。」

75年前，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股市崩盤和經濟大蕭條洗禮，讓這世界變得更為強大。歐洲將威權主義趕了出去，重新整頓社會；美國經過經濟大蕭條的深淵和公共救濟方案之後，在1935年建立了社會安全機制（Social Security），提供紓困協助，例如兼顧保護天然資源及解決失業問題的公民維護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就是在這段期間成立。我所訪問的Z世代成員，都認為未來的世界可以更好。人類能否再創美好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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