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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 2020

少年工坊っち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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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蹤父親的那一天,我們10點便出門,先搭山手線到新宿,再轉京王線到分倍河原,日文「分倍」發音與「分梅」是一樣的。 那是1940年代,父親在「府中警察署分梅駐在所」拍了一張照片,為何到這裡?何時到這裡?來不及問時,父親已作古往生矣。事後推測,他當時半工半讀學校在府中,或許跟友人到分梅遊玩,拍下這幀照片。當時他至多不過17、8歲,看起來卻非常成熟,從微胖臉型判斷,當是1945年初東京大轟炸父姊慘遭美軍濫炸身亡之前所拍。 總之,半個多世紀之後,兒孫來看看父祖所曾親歷過的土地、景物,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駐在所改建了,卻可能還在原址。一行人分批拍照,彷彿穿越時空,又跟父親、祖父相逢了。沒有感傷,只有感慨,台灣人「場所的悲哀」,也是奇特的因緣羈絆。影像提供:傅月庵

父親曾是少年工,一個少年工坊っちゃん。

1943年,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敗象已露。為圖最後一搏,賡續開發新型戰機,卻苦無人手製造,於是動腦筋到臺灣少年身上,以半工半讀,可領到工業學校畢業證書為誘,在臺灣招收了八千多名國小高等科畢業生、中學生,到日本神奈川高座海軍工廠,製造「雷電機」。

父親是其中之一。那年他17歲,與三位表兄弟聯袂出發。去時四人,歸來同行六人。

父親出發之時,祖父早已在日本。他本是新莊街一家大批發商的掌櫃,28歲那年,受到日商青睞,聘他到日本,主持一家工廠,製造販賣當時從西洋傳來的時髦商品——衛生棉。祖父生意做大了,把大女兒接到了東京。父親是長子,本也該過去,誰知戰爭爆發,耽擱了下來。

父親報名少年工,是否祖父授意還是他自己想去?不得而知。總之,父子兩人1943年在東京團聚了。父親雖在軍工廠做事,一碰到放假,就招朋引伴去找父親、姊姊。「我會唱幾百首歌啊,在日本時,跟你大姑,你唱一首,我唱一首,可以唱一整天哪。」父親醉酒時,有時會如此炫耀。我們卻從來不拿他的話當一回事。

「阿兄在日本時,他那些同學都叫他「坊っちゃん」。他那時長得白胖,非常英俊,還有個日本女朋友。」父親過世後,某次與二姑媽談起往事,她這樣說。我卻怎麼也無法將之與我所認識,一輩子在社會底層載浮載沉,謀生無計的父親想像在一起。——「坊っちゃん」,那是夏目漱石的小說哪,有翻譯成《少爺》,也有稱《哥兒》的。

1944年秋天,盟軍B-29轟炸機開始空襲日本,東京朝不保夕,危若疊卵。父親隨著軍工廠疏散到群馬縣,祖父放心不下工廠,堅持留守,大姑為了照顧他,也留下來了。隔年春天,東京大轟炸,334架B-29投下超過2000噸燃燒彈。一夜之間,1/4個東京被夷為平地,10萬人死於非命,包括兩國國技館附近的一對臺灣父女,我的祖父我的姑姑。

父親歷劫歸來,胸前捧掛著兩個白布包紮的靈骨匣,裡面無骨無灰,僅有泥土二把,代表屍骨無存的父姊身軀。原本要隨他返鄉的情人,也就此慘然分手了。「阿兄回來後,成天不講話,只會坐在廳堂望著港邊發呆。要不就拿起紙筆,拼命寫,寫完就揉,地上一大堆。有時喝醉了,躺在地上,我去搬他,只聽到他喃喃自語「人生は一世,人生は一世……」看他這樣艱苦,我也忍不住掉淚了。我的阿兄怎麼會變成這樣?」姑媽有些哽咽地說。

1990年代末,我第一次到東京,乘坐JR地鐵,路過「兩國驛」,心跳忽然激烈了起來。隔天,在神保町看到早乙女勝元所編的《東京大空襲》,翻著翻著,竟至淚流滿面,失聲哭了出來,搞得書店老闆、同行友人手足無措,都不知該說些什麼了。(摘錄自《父子》,早安財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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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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