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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0 2013

追尋甘地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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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尋甘地的腳步

再也不用從事農務的吉妲.班恩為一個女性合作社編織沙麗。這個受到甘地啟發而成立的合作社位於古加拉特邦的希霍村。Photograph by Rena Effendi

撰文:湯姆.歐尼爾

攝影:芮娜.艾芬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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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黎明前醒來,一如他在這座印度教靜修院每天的習慣。他在一小片俯瞰薩巴爾馬蒂河的空地上,於黑暗中主持了一場祈禱會。然後,他準備好了。身上纏著一條長腰布、披著披巾的他抓起一根竹杖,走出大門,開始他的旅程。他離開的是他過去13年的家,一個為了奉行他生活簡樸、思想崇高的信念而集結的群體。

 

莫罕達斯.甘地並不孤單。當他踏上家鄉古加拉特邦的最大城,亞美達巴得市郊的一條泥土路時,78名白衣男子兩兩並列地跟在他後面。數萬民眾,有支持者,也有好奇湊熱鬧的人,或者擠在道路兩旁,或者攀在樹上,或者從窗戶裡探出頭來,大喊著「Gandhi ki jai」,意思是「甘地勝利」。

 

那天是1930年3月12日。甘地和追隨他的群眾在接下來的25天走了388公里的路來到阿拉伯海,為的是反抗英國禁止印度人採鹽的不公法律。擅長戲劇性肢體語言的甘地在海岸附近彎下腰,掬起一把含鹽的泥巴。隨著違法的採鹽行動蔓延全國,逮捕和毆打事件也跟著發生。甘地因此入獄將近九個月。這個運動原先被統治當局視為不重要的政治作秀而未加以重視,後來卻擴大成爭取獨立的全國性訴求。形形色色的廣大印度人民――包括高種姓與低種姓、男性與女性、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第一次聯手抗議英國的統治。此時這些群眾有了一個領袖。從開始「食鹽長征」的那天到18年後他去世為止,甘地為印度注入了一種結合政治與靈性的革命性力量。他把自己以實際行動為基礎的哲學稱為「真理的力量」。

 

甘地的影響深遠、無可磨滅。他帶領印度完成獨立。他迫使自己的同胞質疑他們內心最深處那些關於種姓、宗教和暴力的偏見。

 

1948年,印度獨立成為一個新國家不過五個半月後,甘地就命喪暗殺者的槍下。數小時後,印度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宣布,建國之父身後留下的光芒將持續照耀千年。

 

那道光如今還有多亮?

 

為了找到答案,我決定追隨甘地的腳步。「請看到我,」他曾說過,「看到無所遮掩地工作的我,看到有所不能的我,那樣,你就會認識我。」我將循著他「食鹽長征」的路線前進。他當年在演說和文章中觸及的議題,是今日印度所依然面對的,而印度人也仍在爭論這個被稱為聖雄的男子到底為他們留下了什麼。

 

他是先知還是神聖的傻子?是英雄還是惡棍?他走的是正確的道路,還是死路一條?沒有人質疑甘地在世界舞台上光輝耀眼的影響;他的「非暴力抗爭」哲學啟發了馬丁.路德.金恩、尼爾森.曼德拉,以及達賴喇嘛。甘地效應在他自己的國家則比較模糊。他無所不在,卻也無處可尋。印度盧比的紙鈔上印著他戴眼鏡的肖像。許多城市都有以聖雄甘地為名的街道,還有他的雕像。政治人物滿口甘地的名字,宛如有了他的背書。但是,甘地的隱而不見也同樣明顯。甘地願景中的印度是由自給自足的農村所組成的。標誌人民身分的種姓與宗教界線會逐漸淡化。國家的治理會著重於平等和非暴力。試試在今日的印度找到這些吧。龐大而混亂的城市(德里、孟買、加爾各答)、激增的中產與上層階級對物質的狂熱追求、印度民族主義派的納倫德拉.莫迪被選為國家領導人、龐大的核武庫、加上以暴力對待女性的固有現象,都在在顯示出一種與甘地的理想截然不同的國家性格。

 

「提到甘地,印度就變得精神分裂,視他為所有好事與壞事的源頭,」崔迪普.蘇魯德說;他主管的信託基金會負責管理甘地踏上長征之路的那座靜修院。「你可以不同意他,也可以擁抱他,但如果想理解印度,就必須跟這個人打交道。」

 

食鹽長征的第一天,甘地來到距離靜修院3公里、對他有情感意義的一個地方。因為追隨群眾揚起的沙塵而已經一身塵土的他,在自己於十年前為了提供英式教育以外的選擇而創立的學校前停下腳步。

 

現在有一道砂岩拱門通往綠意盎然的古茶拉底大學校園,校園裡的通道上都是學生。他們穿著卡迪土布做成的寬鬆上衣和長褲;這種自製布料是甘地革命的象徵,代表對英國商品的拒斥與傳統工業的振興。在印度他處的校園裡,應該沒有學生穿著這種質料的衣服了:卡迪(大致可翻譯為「手工編織」)做成的衣物太老土,他們不願意穿。

 

蘇達善.艾恩加是這所大學的董事之一,也是知名經濟學家。他沒有為學校不合時宜的規定和期望做任何辯解。「我們這裡訓練學生的心、手和腦,而且是按照這個順序,」穿著白色卡迪服的他坐在地板上說。「我們和甘地一樣,透過團體生活和工作來建立品格。」

 

艾恩加是甘地理念的忠實信徒,因此他使用筆記型電腦時,總會因為這個舉動的含意而有一番掙扎。「我可以想像甘地會把電腦視為賦予個人權力的工具,」他對我說。「但生產電腦所涉及的工業過程和隱性成本又怎麼說?」甘地會怎麼做?這是這個校園裡的核心問題。我所見到的學生,言談中都由衷認為甘地是個榜樣。但他們並不打算跟隨他的一切作為。一名年輕女子告訴我,她讀這所學校只是出於她父親對甘地的愛戴。「我覺得他還好而已,」她說,此時旁邊一名教師不以為然地挑了挑眉。你們回到家後,誰還會穿卡迪服?我問。只有幾位學生舉手。突然間,一個手上戴著粉紅色錶帶的女學生走向我並大聲說:「我穿上卡迪服時,會覺得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們的交談被鐘聲打斷。紡紗時間到了。為了幫印度人做好獨立的準備,甘地向印度人灌輸紀律和自立更生的觀念。他鼓勵包括最高級的官員在內的男男女女,一年生產至少25公尺的紗線,以供應自己所需。他如此勸勉:「紡紗輪所轉動的每一圈,紡出的都是和平、善意和愛。」大約500名學生遵從這個傳統,帶著裝在箱子裡的攜帶式紡車魚貫進入大禮堂。他們盤起腿席地而坐,拿出一團團棉花,手臂來回動作紡起紗來。現場唯一的聲音是數百個紡紗輪轉動時發出的聲響,低語著甘地的訊息。

 

甘地走路很快,他的速度以61歲的年紀來說很了不起,食鹽長征中就屬他的年紀最大,而且他還有風溼病所引起的關節疼痛。這一行人平均一天要在籠罩一切的酷熱中走上16到19公里的路,他們每天都會在聚落停下來祈禱、休息、進食,並且讓他們的領袖對入迷的聽眾發表演說。甘地是第一個與印度農村人民面對面互動的全國性人物。對他來說,農村就是印度的靈魂。

 

如果甘地於今日重遊舊地,他看到的可能會讓他失望,因為印度農村地區在很多方面仍然停滯不前。食鹽長征的隊伍來到種植棉花的瓦沙納村時,曾經在一棵如今依然佇立的芒果樹下暫歇腳步。我在村中看到了一尊甘地拿著手杖的雕像。雕像的底座旁積了一堆垃圾。乳牛和水牛在泥土路上以催人欲眠的節奏緩慢踱步,後面跟著赤腳的男孩。身穿沙麗的婦女頭頂著木柴匆匆走過。我的周圍開始有人群聚集,一名穿牛仔褲的男子上前來為紀念像四周的髒亂道歉。我問他是否有人穿卡迪服。已經沒有人穿了,他說。我又問了幾個問題之後,他不耐煩了。「大家來這裡都只談甘地,甘地,甘地,卻沒有為我們做任何事。這裡沒有任何發展,」他抱怨道。「我們的河流上需要一座橋,雕像頭上需要一片屋頂。」在甘地的願景中,農村是印度的進步最能開花結果的沃土,但現在看來這只像個烏托邦式的狂熱夢想。城市才是工作、學校和社交生活的所在。汙染、犯罪、過度擁擠、交通等都市問題主宰了全國性的對話。但印度超過12億人口中,幾乎有70%仍然生活在農村。對甘地這個深受耶穌基督生平事蹟影響的印度教徒來說,最崇高的使命就是走入窮人之中,「先餵飽他們,再餵飽我們自己。」他呼籲志願者到農村居住、帶來改變。

 

有些人還能聽到他的召喚。在我認識塔卡.佩爾卡的五年前,這個總是穿著卡迪服的沉靜年輕人搬到了佩達馬利,這個村落位於印度西部,零星的土牆屋子沿著一條乾河床分布。自古茶拉底大學畢業後,佩爾卡承諾投入兩年從事無薪的農村發展工作。他對這件事並不是很起勁。「我知道自己有可能會被打、被趕,」他說。

 

佩爾卡住進一個沒水沒電的房間。為了融入當地,他剪短頭髮並學會當地方言。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他忍受著孤寂,並質疑自己這麼做的價值。他在房間裡掛了一張模糊不清的甘地照片。甘地會怎麼做?這個問題像一袋石塊一樣,重重地壓在他的心頭。

 

今天,這幅肖像懸掛在佩爾卡新家中的顯眼位置,那是一棟經過他巧手修復的廢棄房屋。佩爾卡和妻子絲內涵及兒子艾傑一起坐在地板上,經過一番鼓勵後才一一道出了他所完成的事情。他恢復了乳品廠的運作,讓婦女不用再走19公里的路去買牛奶。他讓女性負責乳品廠的會計和測試工作。他鼓勵家長送小孩去上學;入學人數增長到原來的三倍,超過了150人,教室和教師也隨之增加。三個冬天前,他看見當時六歲的艾傑被遺棄在街上,於是便收養了他。你在這裡的工作完成了嗎?我問。佩爾卡嘆了口氣。「一開始,」他說,「我以為兩年就足夠完成我的計畫。現在我認為這要花一輩子的時間。」

 

食鹽長征沿途迎接甘地的人群,在當時的印度是前所未見的――無論是在校園裡還是在田野中,都有數以百計的婦女前來聆聽甘地演說。她們湧入街頭,陪伴參與長征的行腳者穿過城鎮。由於擔心暴力,甘地只選擇男性參與行腳,但他將女性視為天生的盟友。「我覺得她們會比男性更適合詮釋非暴力的精神,」他說,「並不是因為她們如男人的傲慢想法中那般柔弱,而是因為她們有更大的勇氣。」

 

一如甘地所發起的許多道德運動,他在性別平等上的努力太超前他的時代了。印度根本上依然是一個保守的父權社會。甘地公開反對童婚、對女性的暴力、嫁妝制度和女性缺乏受教機會的情形,而儘管有零星閃現的進步,這些現象到現在仍深植於印度的日常生活中。不過,甘地風格的反抗方式也依然持續著。

 

「我的力量來自我的女人,」伊拉.巴特在她位於亞美達巴得的簡樸家中,坐在長凳鞦韆上邊搖動邊這麼說。她是「自雇婦女協會」(SEWA)的創辦人,這是工會,也是合作社,擁有超過180萬會員。在食鹽長征三年後出生的巴特,看起來像一位慈祥和藹的老奶奶,但她講述的故事卻充滿了鋼鐵般的決心。巴特辭掉她在某個紡織工會的律師工作,並於1972年創立了SEWA,反映的是甘地相信工作能帶來尊嚴的信念。只要繳交極低廉的費用,婦女就能參與訓練課程、申請銀行貸款、辦理健康保險和幼兒托育。「婦女在印度一直被當成二等公民看待,」她跟我說。「但她們是家庭的領導者。資產在她們手中比較安全。」

 

巴特的理念與甘地相呼應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她的祖父是醫生,曾在抗議食鹽管制時遭到毆打並入獄。她的父母都參與了獨立運動。「我有太多要感謝那個時代的氛圍了,」她說。「到處都洋溢著理想主義。」巴特的組織也創造了自己的革命,在南亞培養許多由婦女組成的勞工團體。「我不是研究甘地的學者,也不是狂熱的信徒,」巴特強調。「我是甘地信念的實踐者。」

 

在SEWA活躍的地方,村莊就會變得不一樣。女性似乎更大膽,也更有自信。希霍村位於食鹽長征所經過的阿南德城附近,在村中一棟幾經修補、靠著小窗子採光的建築裡,梭子發出碰撞聲,一些婦女正在用木製織布機織沙麗和毛巾。高莉班.凡卡說,以前她只找得到菸草田裡一天只能賺幾美分的工作。現在,她每織一件沙麗都能賺到好幾倍的錢。「我們現在可以不用在大太陽下,而是在家附近工作了,」她說,「而且還有更多錢可以買食物。」

 

甘地是個煽動者,經常挑戰他的聽眾。長征開始後第十天,他坐在蓋傑拉的一個講臺上,面對著一群滿懷期待的民眾,卻什麼也沒說。聽眾開始不安起來。甘地終於開口,他說他不會發表演說,除非村子的領導者邀請賤民來和他們坐在一起。這可是個非比尋常的要求。

 

印度人視這些最低種姓的成員為不潔之人而加以排拒。他們從事最汙穢的工作。他們與其他印度人分開來居住。他們被禁止進入寺廟或從村裡的水井汲水。他們就連影子都不許碰到其他印度人。

 

甘地向自稱追隨他的人出了一道可能最惱人的考驗。羞愧的官員做手勢要附近一座山丘上的賤民過來參加集會。

 

在蓋傑拉,沒人願意告訴我哪裡可以找到達利特人(現在對賤民較常用的稱呼,字面上為「受壓迫」之意)。最後我問了我舉目所及看來最窮的人,那是一名似乎被太陽晒得筋疲力盡、頭上頂著一壺水的婦女。她指向一些自成一群的藍色房屋。那是她住的社區。居民出來迎接我,因為能與我這個外人交談而興奮不已。甘地來訪之後,他們的生活有了些許改善。「早期我們必須自己帶杯子到茶店,」一名婦女說。「我們送穀物到較高種姓的人家時,他們會在我們走後洒水淨化地面。」

 

然而,他們的經濟狀況幾乎毫無改變︰這些最低種姓的村民依舊貧窮,就和占印度六分之一人口的多數達利特人一樣。蓋傑拉村年紀較長的成年達利特人大多在蓖麻田裡工作。一些較年輕的則在一家玻璃廠從事低薪工作。

 

我只有在城市才遇得到能夠想像自己進入印度主流社會的達利特人。在德里一處甘地經常停留的清道夫聚居地,幾個年輕的達利特男子過來向我誇耀說他們是學生,是全家第一個上大學的,多虧了政府提供的獎學金。

 

甘地若是見到他們,一定會很高興。透過以身作則――他收養了一個賤民出身的小孩――以及不斷鼓吹,他努力除去與被他稱為「神之子」的賤民交往所帶來的汙名。但他並沒有達成重大的突破。儘管有政府的保護,達利特人仍然遭到廣泛且通常帶著暴力的歧視。他們處在一個會讓甘地悲哀地感到熟悉的印度。

 

他們終於聽到海的聲音了。在徒步旅行三個多星期後,食鹽長征的行腳者即將抵達海邊的丹地村,此時許多印度人和西方世界都在關注他們。安全部隊、新聞記者及大批旁觀者和支持者都聚集到那裡,等著看看會發生什麼事。長征的領導者為了這一刻,已經準備了數十年。

 

甘地成為社運人士與組織者的地方不在印度,而是南非。他在1893年,他24歲時以省級律師的身分抵達南非,並在那裡首次體驗到充滿惡意的種族歧視與不公。甘地曾因為帶頭抗議以膚色為根據的法律而在南非入獄,他在獄中研讀《聖經》和《古蘭經》,還有托爾斯泰、梭羅和拉斯金的著作。他在當時還屬於英國殖民地的德爾班和約翰尼斯堡建立了實驗性的社區。甘地於1915年返回印度居住時,他已經構想出他稱之為「真理力量」的大膽願景:一種透過非暴力抵抗、耐心和同情心來追求真理的方式。

 

對許多史學家、作傳者和社運人士來說,食鹽長征是甘地最純粹的成就。透過遊行、絕食、公民不服從,以及動員婦女、青年和被剝奪者,甘地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運動模式。在印度,受到甘地啟發的社運組織者已經領導過無數次的非暴力運動,尤其是針對森林破壞和水壩建造等環境議題。「若你是甘地的信仰者,你就不能只是說,還要做,」社運人士P. V. 拉賈高帕說,而他自己和追隨者都經歷了這個考驗。

 

他們關注的是土地被剝奪的問題。自甘地的時代至今,印度的窮人持續因為政府開發、貪腐的地主和天然災害而失去土地,得到的補償非常少,甚至完全沒有。對拉賈高帕和他所屬的組織「團結協會」來說,一場現代版的食鹽長征有其必要。為了招募新血,拉賈高帕和一群支持者花了近一年的時間,造訪了印度29個邦中的26個邦,並前往像恰達普爾這樣的村莊,它所在的比哈爾邦是印度最窮的邦之一。

 

某個大熱天,他在一個校園裡對多數為達利特婦女的數百名群眾演說。「生氣是好事,」拉賈高帕透過一支嘎嘎作響的麥克風說道。「我們要的不是電腦、電視、汽車或其他便利舒適的東西。我們要的是土地,讓我們可以蓋房子、種食物。我們等得夠久了。誰要和我一起遊行到德里?」許多人舉起了手。個子矮小、頭髮逐漸斑白、時而魅力迷人、時而慷慨激昂的拉賈高帕低下頭致謝。

 

拉賈高帕的休旅車在村落之間的狹窄泥土路上顛頗前進時,他向我解釋他是在效法甘地最好的地方。「大家都會選擇他們想要甘地的哪一面,」他表示。「我選擇的是激進的那一面,不是祈禱和冥想的甘地,而是戰鬥的甘地。把那個挺身對抗不公與壓迫的甘地找回來吧。」拉賈高帕也想恢復徒步抗議運動。「行走是一種訊息,」他說。「你在挑戰你自己、你的舒適安逸、你的身體。這也是一種精神行為。隨著你持續前行,你的道德力量會變得愈來愈強大。」

 

六個月後,這個訊息在一條通往德里的道路上綿延了好幾公里。數以萬計的民眾排成三列步行。這些紀律井然的行腳者天一亮就出發。到了下午3點左右,走了大約16公里的他們便停在灌叢和樹木的遮蔭下,吃他們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扁豆和米飯。「我們已經沒什麼好怕的了,」來自比哈爾邦的一名婦人激動地說。「在路上的這段日子跟我們在家鄉的辛苦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莫罕達斯.甘地在1930年4月6日清晨做了一件違法的事。在靠近海邊的丹地,這個被朋友和陌生人稱為「父親」的男子彎下腰,抓起一把淤泥。到那天夜裡,已有數百名支持者也這樣做了。接下來的數個月,印度各地都有人響應,他們非法從海水中生產食鹽的速度比警察沒收這些鹽的速度還要快。食鹽長征沒有推翻英國的統治――印度要到17年後才獨立――但是讓它的根基出現了裂痕。

 

要重現當時的場景很難。海岸的輪廓已經改變,而甘地當初拾起鹽的地點現在已變成乾地。想在快速變化的印度找到甘地精神並不容易――也不應該容易。懷抱要求與理想、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何曾輕易地融入主流社會過?

 

然而在我尋找甘地,在都市和鄉村生活的喧囂複雜中追尋他的時候,我找到了。他高尚又堅毅的反抗精神為反貪腐、反性侵、反種姓暴力及反拆除貧民窟運動賦予了生命力。婦女的自信和成就逐漸增長,讓人想起當年甘地曾要求讓她們參與印度的公眾生活。在他以前所待的靜修院內,我感受到他身體力行簡單生活的力量。甘地在某些人看來是一個悲劇性的失敗者,比方說他無法阻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也無法阻止以穆斯林為主的巴基斯坦脫離印度。然而,在丹地的海灘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家庭同在一處涉水踏浪,沙麗的裙擺拉起來了、遮面的頭巾往後撥了,這一幕見證了甘地為印度所預想的世俗、包容民主,具有長久存續的力量。


在這裡,沒有人需要問:甘地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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