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類繼續大規模破壞自然，就不該被不斷冒出來的新興疾病嚇到──其中某些新興疾病也可能具備全球大流行的潛力。

黃熱病的案例

有一個可能已經沒那麼多人知道的經典案例是黃熱病（yellow fever）。許多美洲國家、包過我以生物學家與保育學家身分度過整個職涯的巴西，都曾經碰上這種疾病肆虐。黃熱病是很久以前在非洲森林中演化出來的，到了17世紀，運奴船把這種疾病帶到了美洲。跟在發源地一樣，黃熱病會在人口密集的聚落循環，並藉由一種已經適應了和人類共存的蚊子（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運奴船可能也把蚊子從非洲一起帶來。

在20世紀初期，大舉掃除蚊子潛在的繁殖地，在預防方面達到絕佳效果。從1937年開始，這種病就能靠有史以來最棒的疫苗輕鬆預防，只要一劑就能一輩子免疫。巴西最後一次發生黃熱病的城市流行是在1942年。

但這種疾病並沒有就此消失。因為就和非洲的狀況一樣，這種病已在南美洲的森林裡站穩腳步，建立了一種通常稱之為「叢林黃熱病」（jungle yellow fever）的獨立循環。那裡的病毒在樹冠層中漫遊，殺死吼猴（howler monkey）和其他種類的猴子；最近還侵襲了瀕危的金獅狨（golden lion tamarin）的最後一個族群，地點就在里約熱內盧的外圍。

即使巴西城市已開始施打黃熱病疫苗，每隔一陣子，總是會有人帶著叢林黃熱病從森林走出來。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懂人類到底是怎麼感染到這種疾病，因為叢林黃熱病的自然循環是發生在舉頭30公尺得高處。

身為研究生的我在伊萬德羅．查加斯研究所（Instituto Evandro Chagas）與解決了這個謎的人共用一間辦公室，那就是迷人的哥倫比亞學者喬治．波謝爾（Jorge Boshell）。在他職涯早期在哥倫比亞雨林裡看伐木工人砍樹的時候，曾看到他們突然被小小的藍色蚊子包圍：那是一種趨血蚊（Haemagogus），是叢林黃熱病的已知傳播者。這些蚊子通常只生活在樹冠層、叮的是猴子。因為人類砍倒了牠們的家，才讓牠們有了叮咬人類的機會。

波謝爾目睹的景象，正是破壞自然會威脅人類健康的範例──而我們現在對自然的破壞更勝以往。過去幾年間，巴西已經出現了超過750個叢林黃熱病死亡病例，是194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一波疫情；為了避免再度出現城市循環，政府也再一次展開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畫。

問題不是只有黃熱病而已：亞馬遜的森林砍伐也為瘧疾（malaria）和血吸蟲病（schistosomiasis）等疾病的宿主和傳染媒介造就了繁殖場域。而問題還不僅是侷限在巴西或任何其他單一地方。隨著COVID-19全球大流行所強烈展現的，現代交通系統能迅速地將某些人類或動植物病原體與害蟲帶往全世界。在我寫稿的這個時候，一艘停泊在巴爾的摩港口的中國運煤船被（及時）發現上面有亞洲型舞毒蛾（Asian gypsy moth）的卵塊，而這種蛾是至少500種植物的害蟲。

輕賤自然是危險的

對流行病學家和病毒學家來說，COVID-19全球大流行一點都不令人意外。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的近緣物種，也能在蝙蝠體內繁衍，而蝙蝠卻大致免疫，不易受這種病毒的影響而生病。中國武漢的野味市場，可能是這次病毒從動物外溢到人類身上的發生之處，而最早從野生蝙蝠跳到動物身上、而動物又被人類取得並吃掉，很可能也是發生在那裡。像這樣的市場是動物虐待的夢魘，擁擠的狀況和衛生條件都糟糕得要命──正是催生新病毒威脅最理想的罪惡淵藪。

作者湯瑪斯．洛夫喬伊（Thomas Lovejoy），1989年攝於巴西的亞馬遜雨林。 PHOTOGRAPH BY ANTONIO RIBEIRO, GAMMA-RAPHO/GETTY IMAGES

中國在2月下旬發出了封鎖令，禁止野生動物的買賣和食用，但這是否會成為永久禁令則不清楚。每一起新的COVID-19死亡病例，都再度強調了關閉中國、南亞和非洲野生動物市場的重要性──同時也應確保民眾能有叢林肉之外的其他選擇──這應該列為國際公衛議題的第一要務。同樣應該受到控制（能消滅的話會更理想）的是野生動物走私，也要遏止棲地、尤其是熱帶森林的破壞。

大自然滋養我們。是我們源起之處。這次全球大流行給人類的教訓，就是不要恐懼自然，而該是修復自然、擁抱自然，並了解如何與自然共存，並從中獲益。

整個生物多樣性基本上就是龐大的解藥圖書館，已經接受過天擇、演化、還有各種生物學挑戰的測試。舉例來說，像是蝙蝠特異的生物特性──牠們竟然對冠狀病毒免疫──或許能嘉惠人類所需治療的研究。人類對存放自我成就的圖書館極為尊崇，絕對有理由抱持著相同的敬意，對待大自然的活圖書館，並悉心照顧。

像我這樣的生物學家最討厭人家問的問題之一，就是某人隨便指著某種生物就問說：這東西有什麼用？那就像是從書架上拿一本書下來──連讀都沒讀──就問說，這本書有什麼用？

那麼，病毒有什麼用？醫學史上有位傳奇人物，曾經在科學界尚未發現病毒存在的時候就回答了這個問題。18世紀末，英國醫師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注意到，罹患了名為「牛痘」（cowpox）的輕微疾病的擠牛奶女工，似乎不會再感染另一種嚴重很多的疾病──天花（smallpox）。雖然他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引起這兩種疾病，但他推論，牛痘必定能令人對天花免疫。身為一個有想法的人，他做了實驗，證明牛痘的受害者不會感染天花。看不見的牛痘致病原，其拉丁名稱是Vaccinia（源自拉丁文的「牛」），最後催生了vaccination一詞──也就是疫苗，是現代醫療的基礎之一。

因為疫苗而得以享有更長、更健康、也更有生產力的人生的人不可勝數──為數當然有幾十億。人類的生產力也相對加強了。我們急著盡快做出COVID-19的疫苗，也因為登革熱的疫苗似乎已經唾手可得而興奮不已。但是，有任何人曾經停下來，肯定、甚至感謝大自然和牛痘病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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