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我們的健康
必須相信科學
研究人員正時進時退地努力了解新型冠狀病毒。這就是科學一向的運作模式。儘管過程可能令人不安，但卻是戰勝這場大流行的不二法門。
撰文：羅蘋．瑪藍慈．漢妮格 ROBIN MARANTZ HENIG
攝影：賈爾斯．普萊斯 GILES PRICE
這些圖像如何拍攝：攝影師選擇以體溫熱像儀記錄我們新的日常生活，藉此反映體溫已成為我們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指標。不同溫度會轉換成不同的漸層顏色，顏色分布由低溫的藍色到較暖的橘色。
若我過去40年所寫的書籍和文章有一共同主題，那是因為我對人體的科學新發現感到著迷。闡明生物醫學研究的漫長職涯，使我對科學過程產生深深的敬意。即使科學偶有失誤和自我修正，我相信它終會讓我們更加清楚理解這個世界，並懂得如何在裡面蓬勃發展。
因此，當科學家最初忙亂地研究前所未見的新冠病毒，並假設病毒主要透過留在表面上的咳嗽與噴嚏飛沫傳播，據此做出安全建議時，我很自然地就遵循了。我聽話地擦拭檯面、忍住不摸自己的臉，並且努力洗手。
然後，在我所居住的紐約市封鎖大約兩週半後，科學家改提出了不同看法――每個人都應該戴口罩。最初的建議是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不必戴口罩，除非你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後來的修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據新冠病毒主要透過空氣傳播的新假設。
那麼何者為真？是接觸傳播還是氣溶膠傳播？是受汙染的電梯按鈕或是在身旁呼吸的人更令人擔心？科學家真的知道嗎？
關於口罩的建議大轉彎令我焦慮不安（雖說假如專家說要戴口罩，我很樂意這麼做），因為科學家是在摸索中得出這個結果的。世界上最聰明的專家用最認真的態度做出的宣告，頓時聽起來不過是出於好意的合理猜測。
隨著這個災難的一年進入殘破不堪的尾聲，值得花些時間思考，科學家為了更了解新冠病毒和阻止它所引發的COVID-19，一路上以驚險的速度左閃右躲穿梭前行，這一切看在公眾眼中會有什麼長期影響。即使像我這種科學宅，看見科學家相互爭論、意見不合、改變立場與重新評估，也會感到不安；我寧願有個穿著實驗衣的英雄突然現身終結疫情。1955年我還在襁褓中時，喬納斯．沙克就是這樣推出他研發的小兒麻痺症疫苗，消滅了這可怕的疾病；此後，我母親提到他的名字時總是無比崇敬。(1)
（1.小兒麻痺病毒可能造成孩童癱瘓，每年夏天都造成恐慌，進而導致營地和泳池關閉。）
隨著科學家拚命努力拯救我們脫離恐怖又棘手的疫情，還是有可能再一次出現好結局：在這個結局中，我們不僅能夠存活，可能還多了智慧。如果我們能從這個悲慘的經驗中學到任何重要的事，我希望是科學過程值得我們信賴，能帶我們度過生存危機。
在英國「倫敦眼」摩天輪旁的銀禧花園內保持社交距離。攝影：賈爾斯．普萊斯 GILES PRICE
毫無疑問，這項挑戰既艱鉅又史無前例。這個名為SARS-CoV-2的冠狀病毒結合了傳染性和致死性，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佛奇稱這個凶猛的組合為「最糟的惡夢」。首先，它出現時，世界上沒有人具免疫力。其次，它透過空氣傳播感染上呼吸道，這表示它很容易再被噴回到空氣中，在人與人之間漂移。第三，也可說是最糟的，這個病毒在引發症狀前的傳染力最強，意思是帶原者感覺身體健康時，恰好是他們最有可能感染我們的時候。
這個病毒用來阻擋人體反擊的招數很有效，這很糟糕。新冠病毒一旦經由口鼻進入體內，就會躲過免疫系統的第一道防線、輕易地進入細胞、進行複製，並且利用其他許多病毒都沒有的校正機制來確保複製的病毒功能正常。它會將人的肺部細胞轉變成毛玻璃狀的無用物質，讓血管爆開或以微小血塊破壞血管，以及造成腎臟、心臟或肝臟功能受損，使它們變得過於硬化而無法修復。它能引發嚴重失控的次級免疫反應，矛盾地造成自身體內的災難。(2)此外，任何與已感染者近距離接觸的人也很有可能遭受感染――儘管沒人確定可能性有多高。
（2.被稱為細胞激素風暴的免疫系統過度反應亦見於疱疹、伊波拉和其他病毒性疾病，以及癌症和自體免疫疾病。）
這只是佛奇最糟的惡夢？我可是幾乎無法入眠。
隨著這場大流行威脅了整個世界，與它的抗戰已完全成了公眾之事。科學理論通常僅出現在學術會議和出版進度緩慢的期刊上，現在一般公民也開始有所認識。許多相關爭論開始出現在電視、推特、臉書上，以及後院的聚會中。
數千名研究人員已經調整實驗方向，不論他們的領域和病毒學或傳染病有多麼不相關，為的是共同制伏這個有多重威脅的病毒。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科學家以全速進行跨國合作――即使他們某些人的政治領袖在相互攻訐。
看著這種強度的科學努力，我感覺令人鼓舞卻又很難跟上。因此我打電話給幾位科學家，看看他們有什麼想法。身為新聞工作者的一個天大好處，就是可以向聰明人問笨問題。通常這麼做有助於我釐清自己的想法。但這一次……效果有限。
尖端科學總會揭露出我們所知甚少，即使是公認的專家也一樣，因此這幾通電話讓我明白我們要走的路還有多長。儘管如此，聽到許多科學家正在尋求解答仍是一件很棒的事。
「看到人們是如何運用才能與天賦面對這件事，令人感到驚奇。」耶魯大學全球衛生正義夥伴計畫的共同主持人格雷格．貢薩爾維斯告訴我：「每個人都想做點什麼，」即使他們學的是不太相關的領域。
所有研究都有共同聚焦，使得在極短時間內已有極可觀的資訊量。在動物傳人首例通報後的數週內，科學家就已經將病毒的全基因組定序完成。到了夏天，已有超過270種有潛力的COVID-19藥物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至於眾人殷切追尋的終極目標：疫苗，由美國、中國、英國、印度、德國、西班牙、加拿大、泰國和其他地方研究者組成的國際團隊，在8月初時已經找出超過165支候選疫苗。進展如此迅速，就連佛奇這麼超級務實的人（他往往會強調在新藥上市前先進行大規模臨床試驗有多麼重要），都說他對於明年初就有疫苗可用「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如果他是對的――喔，拜託、拜託，希望他是對的――那就會比歷史上最快的疫苗研發還快了三年。(3)
（3.這項紀錄是由流行性腮腺炎疫苗在1967年所創。科學家莫里斯．希勒曼使用的是從他女兒的體內分離出來的病毒。）
但有時科學是急不來的。貢薩爾維斯告訴我：「你不可能對著試管大叫就得到解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