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體完工後僅僅過了數週，英國轟炸機就在夜間從北海襲來，朝著位在市中心的聖尼古拉教堂尖塔飛去。它們拋下漫天的金屬鋁箔帶，以混淆德國的雷達和高射砲手。那些轟炸機瞄準人口密集的住宅區，燃起一場無法遏制的烈焰風暴，摧毀了半個漢堡，並且奪去了超過3萬4000人的性命。高聳的火牆引發強風，將民眾吹進火焰中。教堂的鐘狂亂地噹噹響著。

聖尼古拉教堂的尖塔不知怎地倖存下來，今日仍留在原地作為紀念館，提醒德國不忘納粹一手造成的地獄。高射砲掩體則成了另一座紀念館。不過現在它有了新的意義：它已經從代表德國可恥過去的強烈提醒，轉變為這個國家充滿希望的未來願景。

掩體中央的空間曾經是民眾瑟縮在一起躲避大火的地方，現在則有一個六層樓高、蓄水量200萬公升的熱水槽，為鄰近街坊約800戶人家供應暖氣與熱水。水是透過燃燒汙水處理所產生的氣體、附近一座工廠的廢熱，以及現在覆蓋在掩體頂部，並從舊砲塔以斜支架支撐的太陽能板來加熱的。這個掩體也能將陽光轉換成電力；掩體南面外牆上的光伏板架傳送到供電網中的電力，足以供應1000戶住宅使用。北面的胸牆曾是掩體砲手看著烈焰從市中心升起的地方，現在則有一家戶外咖啡廳，可以眺望不同於過往的天際線。這道風景現在為17座風力發電機所點綴。

德國正在開創一個劃時代的轉變，並將它稱為「能源轉型」――科學家說，如果要避免氣候災難，所有國家總有一天都必須完成這種能源革命。在工業大國之中，德國是這方面的領導者。去年德國的電力約有27%來自風能和太陽能等再生能源，比例是十年前的三倍，更是今日美國的兩倍以上。這項改變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廠發生熔毀後更加速發展；福島核災讓德國總理梅克爾宣布德國將在2022年前關閉全國的17座核能發電廠。目前已有九座停止運轉，而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力用來彌補這個缺口還綽綽有餘。

不過，德國對全世界如此重要的原因在於它能否引領全球放棄化石燃料。科學家說，到了本世紀稍晚，導致地球暖化的碳排放必須減少到幾近於零。身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的德國，已經做出了一些最積極的減排承諾――2020年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40%；到了2050年，則至少要比1990年減少達80%。

這些承諾是否會實現，目前還不得而知。德國的改革源自基層：再生能源的投資，有一半來自個別公民與能源「合作社」，這是一種地方公民組織。但是沒有預見改革風潮的傳統公用事業卻對梅克爾政府施壓，要他們放寬時限。德國透過燃煤生產的電力仍然遠多於再生能源。而在運輸與暖氣系統產業的能源轉型則還有一大段路要走；這兩個產業所釋出的二氧化碳總和，比發電廠還要多。

德國政治人物有時會拿能源轉型與阿波羅太空船登陸月球相比。但是，登陸月球的壯舉不到十年就達成了，而且當時多數的美國人只是透過電視看到。能源轉型將會耗費遠比這還要長的時間，而且會牽涉到每一個德國人――目前已有超過150萬人，也就是近2%的人口，出售電力到供電網中。「這個計畫要耗時一個世代：它將持續進行到2040或2050年，而且非常艱難，」曾任《明鏡》週刊記者、 現為柏林智庫「阿戈爾能源轉型」分析師的格爾德．羅森克朗茨說。「它讓個別消費者的電力成本變高了。但是，如果你透過民調詢問民眾要不要能源轉型， 90%的民眾會說『要』。」

為什麼？我去年春天走訪德國時抱著這個疑問。為什麼能源的未來發生在這裡，在這個70年前被炸成廢墟的國家？它有可能在每個地方都發生嗎？

德國人有一個起源神話：相傳他們來自森林中黑暗而無法穿透的心臟地帶。這個傳說可追溯至羅馬帝國的史學家塔西圖斯，他曾經描寫過屠殺古羅馬軍團的古日耳曼民族，後來被19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作家所美化。根據民族誌學者阿爾布雷希特．雷曼所言，在20世紀的動盪中，這個神話一直是德國人身分認同的穩定來源。森林成了德國人重振心靈的去處――這種習慣事先養成了他們關心環境的傾向。

因此在1970年代晚期，化石燃料排放廢氣所造成的酸雨被認為是扼殺德國森林的元凶時，全國上下都為之憤慨。1973年的石油禁運已經讓本身擁有極少石油與天然氣的德國人開始思考能源議題了，而「森林梢枯」的威脅又令他們想得更深入。

當時政府與公用事業推動核電――但許多德國人起而反對。這對他們來說是新體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數十年間，他們有個殘破的國家要重建，沒什麼心思質疑當權者或過去的歷史。但是到了1970年代，重建已經完成，而新的一代開始質疑發動戰爭且戰敗的那一代。「二次大戰的一個產物是某種反抗心理，」名叫約瑟夫．佩許的五十多歲男子告訴我。「人們不會盲目地服從權威。」

佩許坐在夫來堡城外黑林山（又稱黑森林）山頂上的一家餐廳裡。就在上坡處一塊積雪的空地上，聳立著兩具由佩許招募的521個公民投資者出資搭建、高98公尺的風力發電機――但我們還沒討論到那些風力機。我們當時正和一位名叫迪特．柴弗利德的工程師談論在維爾村附近那座從未蓋成的核反應爐。維爾村位於30公里外的萊因河畔。

邦政府原本堅稱核電廠非建不可，否則夫來堡的電燈將會熄滅。但是1975年開始，當地農民與學生占領了預定地。在持續將近十年的抗爭中，他們迫使邦政府中止了計畫。這是德國第一次有核反應爐的興建計畫被擋下。

電燈並沒有熄滅，而夫來堡變成了一座太陽能城市。弗勞恩霍夫研究所在這裡的分支則成了太陽能研究的世界領導者。夫來堡的太陽能社區由在維爾抗爭中曾經相當活躍的當地建築師羅夫．迪許設計，包含50棟房屋，每棟房屋所生產的電力都比消耗的多。「維爾是一切的起點，」柴弗利德說。1980年，柴弗利德共同創辦的一家研究機構公布了一份名為〈能源轉型〉的研究報告，為這個當時尚未誕生的運動定下了名稱。

這項運動並沒有一舉成功。但是，在那個鮮少有人談論氣候變遷的時代，反對核能顯然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我剛來到德國時，心中所想的是德國人要放棄一種零排碳的能源，實在很愚蠢；福島核災發生前，德國四分之一的電力來自核能。我離開時所想的卻是，要是沒有反核情緒，就不會有能源轉型――比起擔心緩慢上升的溫度與海平面，擔憂核熔毀是個有力且直接得多的動機。

我在德國各地從每個人那裡聽到的，都是相同的故事。包括坐在像向日葵一樣能跟著太陽旋轉的圓柱狀自宅中的迪許。住在柏林、曾在1980年放下物理研究所的課業長達數月，前去占領核廢料儲存場預定地的羅森克朗茨。在20年後占領了同一個地點、現在正在領導一場公民行動以買下柏林供電網的露意絲．諾伊曼－寇索爾。還有協助將自己所住的村莊改造成綠能重鎮的巴伐利亞酪農溫德林．埃席德勒。

他們全部都說，德國必須一併擺脫核電與化石燃料。「你不能用惡魔來驅趕另一個惡魔，」著名的綠黨政治家漢斯－約瑟夫．費爾解釋道。「兩種都必須捨棄。」在柏林的應用科學大學，能源研究員沃爾克．克瓦許寧則這麼說：「核電影響的是我個人。氣候變遷影響的是我的孩子。差別就在這裡。」

如果你問，為什麼反核情緒在德國所造成的影響會遠比在萊因河對岸、仍有75%電力來自核能的法國來得大，答案還是要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把德國變成了兩個分裂的國家，是兩個核子強權對峙的前線。1970年代與80年代的示威活動所抗議的不僅僅是核反應爐，還有在西德部署美國核子飛彈的計畫。這兩者似乎密不可分。1980年德國綠黨成立時，和平主義與反核能就是這個政黨的兩大宗旨。

1983年，首批綠黨議員進入了聯邦眾議院――也就是國會――並開始在主流政治中注入環保概念。1986年蘇聯的車諾比核反應爐爆炸後，立場左傾的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德國兩大黨之一）轉而支持反核目標。雖然車諾比遠在超過1000公里之外，它的放射性雲霧還是飄散到了德國，而政府也呼籲家長將孩子留在室內。佩許說，現在食用黑森林的蕈類和野豬仍然不一定安全。車諾比是一道分水嶺。

然而直到25年後發生了福島核災，梅克爾和她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基民黨）才被說服，相信所有的核電廠都應該在2022年之前關閉。這個時候，再生能源的發展正處於榮景中，主要原因則是漢斯－約瑟夫．費爾在2000年時協助制定的一項法規。

哈默爾堡位於巴伐利亞北部，是費爾出生長大的城鎮；他的家在眾多於戰後粉刷上灰泥而顯得蒼白的房屋中，特別顯眼：就是以深色落葉松木建造、屋頂是一片草皮的那一棟。在面對後院的南面，部分草皮被光伏板與太陽能熱水器的集熱板所覆蓋。如果陽光不足以產生電力或熱能，地下室的汽電共生系統就會燃燒葵花油或菜籽油來產生電和熱。我到訪的那個3月早晨，屋子的木造內部空間沐浴在陽光和來自溫室的暖意中。費爾說，再過幾週，屋頂的野花就會盛開。

費爾是個高大的男子，身穿牛仔褲和勃肯鞋，禿頂的頭呈蛋型，臉頰邊緣留著灰白的鬍子。他說話有時候聽來像個傳教士――但他絕非環保苦行僧。他後院的游泳池旁有個用作三溫暖烤箱的小棚屋，小棚屋使用的綠電，就和他的家裡和車子所用的一樣。「環保運動最大的錯誤就是一直說『少做點事。勒緊褲帶。減少消耗，』」費爾說。「大家會把它跟降低生活品質聯想在一起。『以不同的方法做事，利用便宜、可再生的電力』――這才是要傳遞的訊息。」

過去，在晴朗的日子裡，從費爾家的花園可以看到格拉芬萊因費爾德核反應爐的白色蒸汽煙柱。他父親當年是哈默爾堡的保守派市長，支持核電及當地的軍事基地。費爾年輕時曾在格拉芬萊因費爾德示威抗議，也為了拒絕服役而上過法院。多年後，費爾的父親已經退休，他則獲選成為哈默爾堡市議員。

當時是1990年，即德國正式統一的那年――雖然國家全神貫注地進行這個重大任務，卻有一項推動能源轉型的法案在沒有太多公眾關注之下，在聯邦眾議院通過了。全長只有兩頁的法案確保了一個重要原則：再生電力的生產者有權將電力供輸給電網，而公用事業必須支付他們一筆「收購電價」。風力發電機從此開始在多風的北部紛紛出現。

但是當時正在哈默爾堡的自家屋頂上安裝光伏板的費爾發現，這項新法永遠不會造成全國性的風行：它付費給生產電力的人，但是金額卻不夠。1993年，他推動市議會通過一項法令，迫使市政公用事業保證支付給任何再生電力生產者的價格會高於成本。費爾隨即組織了一個地方投資者協會來建造一座發電量15千瓦的太陽能發電廠――就今日的標準來看，它的規模極小，但是這個協會卻是首開先河的同類組織之一。如今德國有數百個這樣的組織。

1998年，費爾憑藉綠黨的聲勢和他在哈默爾堡的成就，當選眾議員。綠黨與社民黨組成了執政聯盟。費爾與社民黨擁護太陽能的大將赫爾曼．謝爾聯手推動制定一項法規，此法在2000年將哈默爾堡的試驗拓展到全德國，此後也不斷在全球各地受到仿效。這項法規保證支付20年的收購電價，而且價格優渥。

「我的基本原則，」費爾說，「就是支付的價格必須高到讓投資者有錢可賺。畢竟，我們生活在市場經濟中。這樣很合理。」

費爾大概是我見過的德國人中，唯一一個對這波因為他的想法而啟動的榮景不表驚訝的人。「我當時並不相信有可能推展到這種程度，」酪農溫德林．埃席德勒說。在他俯瞰阿爾卑斯山的日光室外面，有九具風力發電機在牛棚後方的山脊上緩慢地轉動著。糞肥的氣味飄了進來。埃席德勒在1990年代時，以一具風力發電機和一座會產生甲烷的糞肥發酵槽開始了他個人的能源轉型。他和同樣是酪農的兄弟伊格納斯用一套28千瓦的汽電共生系統燃燒糞肥產生的甲烷，為他們的農場供應熱能與電力。「我們完全沒想到賺錢，」埃席德勒說。「這是為了理想。」

不過，《再生能源法》於2000年生效後，埃席德勒兄弟也拓展了能源轉型的規模。今日他們擁有五座發酵槽，處理來自八家酪農場的玉米青貯料及糞肥。他們還用輸送管把發酵產生的生質氣體運送到5公里外的維爾德波爾茨里德村。生質氣體在那裡以汽電共生系統燃燒，為所有公共建築、一座工業園區和130戶人家供暖。「這個理念非常好，而且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驚人，」村長阿諾．錢格勒說。

生質氣體、覆蓋在許多屋頂上的太陽能板、特別是風力發電機，讓維爾德波爾茨里德的發電量幾乎是消耗量的五倍。埃席德勒負責管理發電機，而他在募集投資者上沒有遇過什麼困難。第一具有30個人投資；下一具就有94人爭著投資。「這些都是他們的風力發電機，」埃席德勒說。風力發電機是德國地貌上搶眼的新景物，有時也備受爭議――反對者稱它造成景觀「蘆筍化」――但是，埃席德勒說，當民眾能透過「蘆筍」賺錢時，他們的態度就變了。

說服農民和屋主在屋頂上裝設太陽能板並不困難；收購電價相當優惠――這個制度在2000年開始實施時，每一度電的收購價相當於50美分。這股風潮於2012年達到高峰時，德國光是在一年內安裝的光伏板，就有7.6吉瓦的發電量――如果陽光普照，這些光伏板能生產相當於七座核電廠的電量。德國的太陽能板產業發展蓬勃，直到成本較低的中國製造商削價競爭後才式微――而中國又將榮景推向了全世界。

接著，費爾的法規協助壓低了太陽能與風能的成本，讓它們在許多地區能與化石燃料競爭。其中一個徵兆是：德國支付大型新建太陽能發電站的費率，已經從每度0.5歐元降至低於0.1歐元了。「我們在15年內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局面――這是《再生能源法》的巨大成就。」費爾說。

德國人為這項成功所付出的代價並非稅金，而是電費帳單上的再生電力附加費。今年的附加費是每度電6.17歐分，以一般消費者來說，每個月約為18歐元――羅森克朗茨告訴我，這對部分的人是負擔，但是對一般的德國勞工不成問題。德國經濟整體的電費支出在國民生產毛額中所占的比例，與1991年相當。

在2013年的選舉中，費爾失去他在眾議院的席次，成了綠黨內部政治角力的犧牲者。現在他回到了哈默爾堡，不過他不用再看到格拉芬萊因費爾德的蒸氣煙柱了：去年6月，這座核反應爐成了最近期關閉的一座。沒有人――即使在核電產業也沒有人――認為核電會在德國捲土重來。煤炭又是另一回事了。

去年，德國44%的電力來自燃煤――18%來自多為進口的硬煤（又稱無煙煤），大約26%來自褐煤。硬煤的使用在過去20年間大幅地減少了，不過褐煤沒有。這是德國目前未能按照進度爭取達成2020年自身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一個主要原因。

德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褐煤生產國。褐煤燃燒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硬煤還多，但它是最便宜的化石燃料――比硬煤便宜，而硬煤又比天然氣便宜。在理想的情況下，德國若要降低碳排放，就應該用天然氣取代褐煤。但是，當供電網中有了豐沛的再生電力，就發生了另一件事：在進行電力輸送合約買賣的批發市場上，電價已大幅下跌，因此成本高昂的燃氣發電廠，有時甚至是燃燒硬煤的發電廠，都變得乏人問津。老舊的燃褐煤發電廠全年無休、轟隆隆地全力運轉，而碳排放只有一半的新式燃氣電廠，則閒置不用。

「我們當然必須找到捨棄燃煤的道路――這非常明顯，」聯邦環境部次長約亨．弗拉斯巴特說。「但是卻相當困難。我們不是資源豐富的國家，而我們唯一擁有的資源就是褐煤。」

減少使用褐煤這件事，因為德國的大型公用事業近來虧損連連而變得更加困難――他們說，虧損的原因是能源轉型；批評者則說，原因是他們無法因應能源轉型。擁有格拉芬萊因費爾德核電廠和許多其他電廠的最大公用事業公司E.ON，去年申報的虧損超過30億歐元。

「德國的公用事業只有一個策略，」弗拉斯巴特說，「就是捍衛自己的路線――核能加上化石燃料。他們沒有備用策略。」能源轉型起飛時他們錯過了，現正在苦苦追趕。E.ON即將分割成兩家公司，一家專做燃煤、天然氣與核能，另一家則致力於再生能源。曾經批判能源轉型的執行長將會入主再生能源電力公司。

德國四大公用事業公司中的另一家――瑞典國有公司Vattenfall也在嘗試類似的演進。「我們是能源轉型的模範。」發言人盧茨．維瑟在南韋爾措迎接我時，爽朗地說道。南韋爾措是一座位於波蘭邊界的露天礦場，每年生產2000萬噸褐煤。

那是個美好的春日；我們唯一看到的雲就是從發電量1.6吉瓦的黑泵發電廠緩緩冒出的蒸氣煙柱；在南韋爾措開採的褐煤，大多是被這座電廠燒掉的。在一間會議室裡，Vattenfall公司的褐煤事業資產經理歐拉夫．阿德曼解釋，Vattenfall和其他公用事業從沒想到再生能源會如此快速發展。即使還有更多核反應爐將會關閉，德國的電力產能仍然過剩。

「我們必須面對某種市場大掃除，」阿德曼說。但他堅決主張褐煤不應該是被除掉的對象：沒有陽光、沒有風的時候，它就是那個「可靠又靈活的伙伴」。來自當地、並且在褐煤礦場歸入Vattenfall公司旗下之前就在礦場工作的阿德曼認為，褐煤礦場會繼續存活到2050年――或許更久。

然而Vattenfall計畫，如果能找到買家，就要出售褐煤事業，好專注經營再生能源。該公司即將投資數十億歐元，在北海興建兩處新的近海風力發電場――因為近海的風比岸上更多，也因為大型企業需要大型專案來支付基本營運費用。「我們無法在德國建造岸上風力發電場，」維瑟說。「德國太小了。」

Vattenfall公司不是唯一的例子：再生能源的發展熱潮已經轉移到北海及波羅的海，而且愈來愈多是由公用事業所有。梅克爾政府鼓勵這樣的轉變，限制太陽能與岸上風力發電設施的建設，並透過改變規則來排除公民組織。去年新增的太陽能電量降到了1.9吉瓦左右，是2012年尖峰時期的四分之一。批評者認為，政府為了幫助大型公用事業，犧牲了當初發起能源轉型的公民運動。

4月底，Vattenfall公司的第一座德國北海風力發電場正式啟用，這座擁有80具風力發電機的風電場名為丹圖斯克，離岸約80公里。在漢堡一間宴會廳舉辦的啟用儀式，對慕尼黑市來說也是值得高興的盛會。這項計畫有49%屬慕尼黑市立公用事業公司所有，所以現在慕尼黑也能生產足夠的再生能源電力來供應當地的家庭用戶、地鐵和電車路線。慕尼黑還計畫到2025年時，所有電力需求都由再生能源供應。

德國的人均碳排放在西歐名列前茅（略高於美國人均排放量的一半），部分是因為這個國家保留了許多重工業。德國2020年的目標是讓碳排放比1990年減少40%。到去年為止，德國已經減少碳排放達27%。

雖然德國達成2020年自訂減碳目標的進度落後了，但仍然超前歐盟的時程表。德國大可以配合歐盟的計畫就好――而梅克爾所屬的基民黨中也有許多人希望她那樣做。然而去年秋天，她反而與擔任經濟部長的社民黨黨魁西格

馬．嘉布里爾共同重申他們減碳40%的承諾。

不過，他們還沒證明能夠達到目標。今年春天，嘉布里爾提議針對老舊、效率低落的燃煤發電廠徵收特別的碳排放稅；結果很快就有1萬5000名受到雇主慫恿的礦工與發電廠工人在經濟部外面示威抗議。7月時，政府讓步了。政府表示不會對公用事業公司徵稅，而是會付錢讓他們關閉幾座燃煤發電廠――這樣只能達成計畫減排量的一半。能源轉型要成功，德國必須做更多努力。

這個國家也必須放棄汽油與柴油。運輸產業的碳排放占德國的17%。一如公用事業，德國著名的汽車製造廠――賓士、BMW、福斯與奧迪――當年也沒有及時趕上能源轉型。但今日他們銷售的電動車款有二十幾種。政府的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讓100萬輛電動車上路；目前約有4萬輛。根本的問題在於電動車對多數德國人來說仍太過昂貴，而政府並未提出有效的獎勵購買措施――政府沒有為運輸產業提供費爾的法規為電力產業所提供的改革助力。

在建築物方面，情況也相當類似，建築物暖氣系統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德國的30%。在德國各地都有老舊建築的外牆內加裝了15公分厚的泡沫隔熱墊，並且重新安裝新式窗戶。許多翻修計畫的費用都由一家銀行的低利率貸款支付，而這家銀行曾經利用馬歇爾計畫的資金，協助重建被戰爭摧毀的西德。不過，每年僅有1%的現有建築進行翻新。要在2050年之前讓所有建築達到接近氣候中和的官方目標，翻修速度至少要加倍才行。

「福島核災發生後，有一小段時間，德國存在著Aufbruchstimmung――真的有種歡欣鼓舞的氣氛，持續了大概半年，」格爾德．羅森克朗茨表示。Aufbruchstimmung的意思類似「啟程的愉悅」；德國人與朋友一起展開一段長途健行時，就會有這種感覺。羅森克朗茨說，因為當時德國所有的政黨都有共識，所以能源轉型給人這種感覺。但是這個感覺並不持久。現在各方的經濟利益有了衝突。有些德國人說，要催化新一波的進展，可能需要另一場像福島那樣的大災難。「現在氣氛很不好，」羅森克朗茨說。

但德國人是這樣的：他們以前就知道能源轉型不是輕鬆簡單的事，但還是決定放手一搏。從他們身上，我們能學到什麼？我們無法移植他們抵制核電的渴望。我們不能挪用他們那兩項改變了整個國家的重大計畫的經驗――70年前，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重建他們的國家，以及25年前，在看似永遠分裂的情況下讓國家重新統一。但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獲得激勵，相信能源轉型在其他國家或許也是可行的。

在一篇最近發表的論文中，研究環境變遷應對問題已有數十年的耶魯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指出了他眼中的問題根本：坐享其成的人。由於氣候變遷是全球問題，而採取行動的成本高昂，所以每個國家都有理由為了自身利益袖手旁觀、希望別國會採取行動。多數國家都想要坐享其成之際，德國卻有不同的表現：它率先迎戰了這個問題。並且透過這樣做，讓我們其他國家所面對的道路不那麼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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