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恐慌

撰文：艾咪．麥基弗

從史前時代到現代，我們焦慮的腦部都會因為面對未知的恐懼而短路。

已有研究顯示，慢性壓力確實可能會使幫助我們理性思考的腦部區域變小，而這可能進一步助長恐慌。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開始蔓延至全世界，我們看見人們會為一捲衛生紙、一瓶乾洗手或一片口罩付出多大精力。隨著確診病例數增加，而各國紛紛取消大型集會或關閉商店以促進大眾保持社交距離，這些不確定性正在導致所謂的「恐慌性購買」，使商店貨架清空的速度比能夠重新上架的速度還快。

恐慌性購買日用品是疾病流行時，人類應對不確定性的方法之一，這種行為至少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間就開始出現──當時巴爾的摩的民眾洗劫了藥局，拿走任何可預防流感或緩解流感症狀的藥品──直到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發時也是如此。

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教授卡爾斯坦．科南解釋：「我們會看到這些極端反應，是因為人們覺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而他們需要做些什麼來感覺自己掌控了狀況。」但到底是什麼導致我們陷入恐慌──在疾病大流行這樣的高度緊張時期，我們又該如何保持冷靜呢？這取決於大腦的不同區域如何相互合作。

人類生存一直以來都同時倚賴恐懼與焦慮，這兩者迫使我們在遭遇威脅時立即反應（試想附近有一頭獅子），也會對感知到的威脅再三思量（獅子今晚在哪裡？）。當腦內各區塊間的協商出了差錯，恐慌就會開始出現。科南解釋，腦內情緒中樞杏仁核會希望我們立即遠離傷害──而且它並不在意我們如何躲避獅子。

但負責處理行為反應的前額葉皮質卻硬要我們先把情況想清楚。我們什麼時候可能會再遇到一頭獅子，到時候該如何應對？有時焦慮可能會阻礙我們思考。這時前額葉皮質無法和擅長規畫與決策的腦部區域直接溝通，而是被腦部其他區域之間的信號往來所干擾，這些區域就是要把「我們如何成為獅子晚餐」的一切可能情形都演一遍。

這整個過程短路時，恐慌隨之出現。我們的前額葉皮質想要思考明天晚上獅子可能在哪裡，但同時我們的杏仁核卻在過度運作。科南說：「腦中較理性的區域〔前額葉皮質〕被情緒蓋過時，就會發生恐慌。」你的恐懼非常強烈，導致杏仁核接手指揮，腎上腺素便開始發揮作用。

在特定情況下，恐慌可能救人一命。我們處於被獅子襲擊或被車輾過的立即危險時，最合理的反應可能是逃跑、戰鬥，或僵住不動。我們不希望大腦花太多時間想這個問題。

不過，只聽從杏仁核的命令，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

社會學家恩里科．奎蘭特利曾進行開創性的研究，探討人類在災難期間的行為。他在1954 年的論文〈恐慌的性質與條件〉中敘述了一個故事：一名聽到爆炸聲的女子飛奔出家門，因為她以為炸彈炸到了自己的房子。當她發現爆炸其實發生在街對面時，才想起她把自己的嬰兒留在家中了。

「恐慌並不是反社會行為，而是非社會行為。」奎蘭特利寫道：「這種社會規範的解體⋯⋯有時會導致最穩固的初級團體連結崩潰。」恐慌對於長遠威脅也沒有多大幫助。面對長遠威脅，讓前額葉皮質保持掌控是至關重要的，它能針對某個威脅的可能性警示你，同時花時間評估風險並訂定行動計畫。但如果我們在這次疾病大流行期間接收了大量資訊與消息，為什麼當有些人囤積衛生紙和乾洗手時，其他人卻忽視風險，還湧進酒吧裡？

眾所周知，人類面對不確定性時並不擅長評估風險──而且我們不擅長評估的方式還不太一樣，會導致我們高估或低估自身風險。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心理學副教授索妮雅．畢夏普研究焦慮如何影響決策，她說這種現象在如今的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中特別明顯。來自政府、媒體、公衛機關的訊息並不一致──例如對於保持社交距離的各種不同建議──而這都會助長焦慮。

畢夏普說：「我們不習慣生活在各種可能性迅速改變的狀況裡。」在理想情況下，她說，我們面對不確定性時應該採取一種稱為無模型學習的方法來評估我們的風險。這種方法基本上就是試誤法：我們倚賴自身經驗，逐漸修正我們的預估結果──某件事有多可能發生、如果它真的發生會有多糟糕、我們需要投入多少精力才能預防這件事。

畢夏普說，缺乏可以應對某個威脅的模型時，許多人會轉而採取以模型為基礎的學習法。在這種架構下，我們會試圖回想過去的例子，就是模擬未來的可能情形。而「可得性偏差」便會在此時悄悄浮現。我們聽到或讀到關於某件事的很多消息時──例如，新聞大肆報導的一起飛機失事──就很容易想像自己在一架正在墜落的飛機上，以致我們可能高估搭飛機的風險。畢夏普說：「我們可以輕易模擬那個情境，這左右了我們對於發生機率的判斷。」

同樣地，有些人有傾向樂觀或悲觀的偏誤。悲觀者會不由自主焦慮地想像所有可能的世界末日場景，樂觀者則往往相信沒有任何壞事會發生。即使他們屬於易受危害的群體，也會想辦法將這個事實與他們的世界觀調和，告訴自己我的身體這麼健康，不可能死於冠狀病毒。畢夏普表示：「這會讓你重新獲得掌控〔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