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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019

勇敢說出口 取得掌控權 改變命運 塑造未來

 
世界各地的女性,正努力讓政府和自己所在的社區聽到她們的聲音,讓更多女性往性別平等更靠近一點。

肯亞|動物追蹤者。23歲的白雲.洛貝桐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獨自放牧家中的山羊。她丈夫前往奈洛比找工作後,有人告訴她,她丈夫已在那裡身亡。她的另一項全職工作:幫「拯救大象」組織記錄動物的動向。為了這份月薪,她和另外八名女性會在沒有武裝的情況下,在大象、獅子和非洲水牛間穿越荒野。「我做這份工作是為了讓小孩不會餓著肚子上床。」她說。攝影: 琳恩. 強森 LYNN JOHNSON

泰瑞莎.卡欽德摩托還記得自己親手終結的第一樁童婚,就發生在她成為馬拉威南恩戈尼族第一位女性最高酋長之後沒幾天。在首都里朗威東南方的德查區,她走過一群在踢足球的男孩和女孩身邊,這是常見的景象,但接下來其中一個女孩離開了球賽,去餵寶寶母奶。

「我嚇到了,」卡欽德摩托回憶道:「這讓我覺得很心痛。」那個媽媽「才12歲,但她騙我說她已經13歲了。」

卡欽德摩托把這個叫作西西莉亞的女孩當了小媽媽的事,通知了任命她為酋長的耆老。「他們說:『喔,對啊,這在這裡很常見,不過妳現在是酋長了,妳想怎麼處理都可以。』」

所以卡欽德摩托就照辦了。她宣告這樁婚姻無效,把小媽媽送回去上學。這是2003年的事。她替女孩付學費,直到她完成中學教育。現在西西莉亞經營一間雜貨店。卡欽德摩托說她每次去拜訪西西莉亞時,「她總是過來說:『謝謝妳,酋長,謝謝妳。』」

從宣布西西莉亞的婚姻無效開始,60歲的最高酋長卡欽德摩托總共終止了2549件婚姻,並把女孩送回學校上學。

卡欽德摩托的聲音是全世界眾多推動女權的聲音之一。就像埃及示威者曾在開羅解放廣場吟誦的口號一樣:女性的聲音,就是革命。這句口號出現在2013年一場反強暴與性侵害的運動,那是對通常對這類暴力保持緘默的現狀的一記重擊――正如#MeToo運動所顯示的,保持緘默的不是只有埃及,而是舉世皆然。

近年來,從法國到印度、從納米比亞到日本,女性都感覺到比以往更有權力大聲說出男性的惡行,促成了對性別歧視、厭女症,以及女性在家庭內外所面對的權力關係的全球對話。

在許多方面,這依舊是個男人的世界,但從政治到藝術,女性都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力改變這一點。這是一項在多個場域中展開的任務:在政府機構、工作場合與自己家裡,透過上街頭行動、也透過訴說自身故事和形塑自己社會的能力展開。

在盧安達和伊拉克等國,立法機構有保障名額,保障了相當數量的女性進入議會。從2003年開始,盧安達的女性代表比例一直是全世界議會中最高的。在馬拉威和其他未透過立法規定來協助提升女性地位的非洲國家,透過那些培力婦女和女孩的女性酋長,改變也開始在民間醞釀。

但改變從不容易。父權制的現狀根深柢固,尤其是在獨裁國家,在這些地方,無論你是男是女,挑戰體制都必須付出沉重代價。到目前為止,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達到性別平等。冰島和挪威等北歐國家引領全球,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年度全球性別落差指數中排名最高。這項指數是根據人口加權,計算健康、教育、經濟和政治等四大關鍵領域中的性別不平等狀況。名單中表現較差的那一半,包括馬拉威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國家;但單一地區內也會有明顯差異,有兩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名列前十名:盧安達(第六名)和納米比亞(第十名)。盧安達的高排名,主要是因為在1994年發生毀滅性的種族屠殺之後,實施了一整個世代友善女性的法令。

性別不平等並不取決於或局限在任何一個地區、種族或宗教。比如加拿大在這項全球指數中排名第16,但美國排名第51。

這項排名,讓我們對世界各地女性的影響力與所面臨的挑戰,有了更細緻的理解,尤其是中東和非洲這兩處廣袤的地理區。這兩個地方常被扁平化成均質的單一體。

「中東的女性並不是只有一種類型。」黎巴嫩女演員暨導演娜汀.拉巴基說。她在去年創下奧斯卡歷史紀錄,以講述街頭兒童故事、令人痛心的阿拉伯語電影《我想有個家》,成為第一位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的阿拉伯女導演。

「女性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但大部分就算在最艱困的環境中也很堅強。」她說:「女性靠自己的方式找到奮鬥的力量,無論是在自己的家庭或是在更大範圍的工作環境中都是如此。她們是這麼有力量。當我想像來自這個地區的任何一位女性時,我不會把她們想像成柔順又軟弱,絕對不會。」

波夏拉.貝哈吉.哈米達是突尼西亞的國會議員、人權律師,也是突尼西亞民主婦女協會的共同創辦人兼前任領導者之一,她舉例說,認為阿拉伯女性願意接受自己的權益比西方女性少,是「殖民主義式」的想法。她只是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取得那些權益。

在伊朗,行動主義者持續透過個人的抗議行動,大膽地推動改變,可能是在社群媒體上、也可能是在自己家中,像是拒絕服從伊斯蘭共和國領導者對女性必須戴頭巾的要求。過去幾年間,有數十名女性――通常是穿白色衣服――曾公然在影片中拿掉頭巾,而這些影片則以「#白色星期三」的標籤在網路上瘋傳。女性人權律師納絲琳.索圖戴曾為多名遭逮捕的女性辯護,她在2019年3月被判刑38年半,併罰148下鞭刑。

不過在2019年10月,經過行動主義者多年的推動,因為女性取下頭巾而懲罰她們的同一個神職領導階層,決定允許伊朗女性將公民身分傳承給她們和外國人生下的孩子。較為進步的中東國家――像是娜汀.拉巴基的黎巴嫩,女性在這裡想穿多穿少都可以――儘管持續受到壓力,但距離接受這樣的權利都還很遙遠。

女權是否有進步,要看的通常不是女性穿什麼之類的外在標誌,而是在於她是否能選擇要穿什麼,以及在自己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是否能有主控權與選擇權。

在沙烏地阿拉伯,一直到最近,婦女和女孩想旅行、結婚或追求高等教育,都必須獲得男性監護人的同意。8月施行的新法令鬆綁了把女性當未成年人看待的監護制度。但在2018年解除女性開車禁令的同一個沙烏地領導階層,也曾將某些率先呼籲這種權利的首要女性行動主義者送入大牢。其中有許多都尚未出獄,家人說她們曾被打、被虐待、被性騷擾,還被單獨囚禁。藉由監禁她們所要傳達的訊息很明確:在沙烏地阿拉伯,女權必須由領導階層施恩給予,不會是靠基層人民爭取或贏得。女性對這件事情沒有主控權也沒有選擇權。不要問、不要催,而且對於得到的任何額外權益都要心存感激。

所以女性追求性別平等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幾個非洲與阿拉伯國家的經驗凸顯了女性改革自身社會的幾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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