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充斥在網路上的照片這麼多，再也沒有任何一張能夠歷久不衰。儘管越戰已經結束數十年，當年黃公崴拍下九歲的潘金福被汽油彈炸傷後赤裸地在公路上奔跑的畫面，在我們的腦海中依然鮮明。艾迪．亞當斯的一張南越將軍處決越共間諜的照片，不僅改變了世人對於戰爭的看法，也可說改變了歷史的方向。然而，若說今日讓人難忘的攝影作品變少了，那絕非因為優秀的照片變少了，而是因為它們比比皆是。

相機無所不在，已經改變了我們經歷重大事件的方式。監視器隨處可見，為警方提供了犯罪線索，如波士頓的馬拉松爆炸案。當開羅的解放廣場爆發示威活動，或是俄克拉荷馬州的某個城鎮遭龍捲風肆虐時，最早的新聞畫面通常是來自拿著手機的一般民眾，而非攝影記者。照片品質依然重要，但比不上是否與事件相關及是否能立即分享來得重要。
隨著大眾擁抱攝影，而新聞媒體紛紛尋求公民記者，專業標準似乎產生了變化。在數位影像問世以前，大多數人都認為照片就是準確呈現真實。但今日，照片可以用肉眼看不出來的方式修改。攝影記者的訓練是必須準確呈現他們親眼所見的事物；不過，任何影像都能被修飾成對真實「更好的」呈現，一般讀者除了相信新聞機構或攝影師之外，根本無從確認照片的真實性。

讓事情更不妙的是，連攝影記者也開始嘗試像Hipstamatic或Instagram這類鼓勵拍攝者使用濾鏡的相機應用程式。影像的色彩可以被調整得更加飽和、明亮，也能夠製造褪色與刮痕的效果，創造出具有藝術感的超現實仿古照片。使用相機應用程式來報導戰爭或衝突的攝影師創造出強有力的影像，但也引發了爭議。有些人擔心仿古照片會把戰爭浪漫化：它們對過往戰事懷舊的指涉，可能會導致我們對今日在打仗的人產生疏離感。這類影像可能更適合表達相機背後的人的感受，而不是用於記錄鏡頭前實際的情形。
然而攝影其實一直都比我們以為的還要主觀，因為每一張照片都是一連串決定之後的結果——該站在哪裡、使用哪一顆鏡頭、觀景窗內什麼該留什麼該捨等等。那麼，以相機應用程式的濾鏡功能修飾照片，會減少它們的真實性嗎？「Google街景」的相機捕捉了世界各個角落的影像，現在也被坐在電腦前的藝術攝影師用來挑選及蒐集搶眼的照片，並宣稱這是自己的作品。如今，監視攝影機遍布都會中心，我們是否已經來到了相機不再需要攝影師，而攝影師也不再需要相機的時代？
數位時代強勢帶來的這場實驗席捲了全社會，有其深具力量也讓人期待之處。這些新的工具讓我們更容易訴說自己的故事，也賦予了別人同樣的能力。許多媒體從業者執著於同樣的故事，聚焦於選舉、立法機關、戰爭、饑荒和災難，卻因此錯失了來自日常生活的影像，它們或許不那麼戲劇化，但同樣能夠揭露真實。
攝影的民主化或許對民主本身也有好處。數億的潛在公民記者不但使地球村變得更緊密，也有助於監督執政者。從德黑蘭到塔克西姆廣場，人民可以讓全世界看到他們對抗的現實，讓政府愈來愈難遮掩其一舉一動。當每個人都有一台相機的時候，就再也不是只有「老大哥」一人在注視著世界了。
也說不定，這種狂熱的影像記錄與超緊密的連結互動，會為人類的生活方式帶來深遠的改變。也許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全球共通的視覺語言成形，它會改變我們彼此之間以及與這個世界產生連結的方式。當然，就跟任何一種語言一樣，有人會拿它寫下詩歌，也有人會用它寫流水帳。

影像創作的蓬勃發展是會提升大眾的視覺涵養，還是讓我們對一張好照片應該有的強烈效果變得無感，現在還不清楚。清楚的是，改變已經無可逆轉地發生了。我們只能期待，今天的數百萬張新照片能幫助我們看到所有人之間的共通點，而不是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