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是人腦的一種演化適應，讓我們能夠針對潛在威脅來進行規劃。在3月14日，加州數百名購物者排隊等候進入好市多賣場，準備應對冠狀病毒大流行。PHOTOGRAPH BY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精神病流行病學教授卡爾斯坦．科恩（Karestan Koenen）解釋：「你之所以見到極端反應，是因為人們覺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而他們需要做些什麼來感覺自己掌控了狀況。」

但到底是什麼導致我們陷入恐慌──而在疾病大流行這樣的高度緊張時期，我們又該如何保持冷靜呢？這取決於大腦的不同區域如何與彼此合作。

恐懼與恐慌的演化

人類生存一直以來都同時倚賴恐懼與焦慮，我們必須在遭遇威脅（想像一下：附近有一頭獅子）時立即反應，並能夠仔細思考我們感知到的威脅（今晚獅子在哪裡？）。

當類似於協商的腦內活動出了差錯，恐慌就會開始出現。科恩解釋，杏仁核（amygdala）是腦的情緒中樞，它希望我們立即遠離傷害──而且它並不在意我們如何躲避獅子。

但負責處理行為反應的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卻堅持，我們需要先仔細思考這種面對獅子的情況。我們什麼時候可能會再度遇到一頭獅子，而我們又該怎麼應對牠？

有時焦慮可能會阻礙我們思考。前額葉皮質並沒有直接向擅長規劃與決策的腦部區域溝通，反而被腦部其他區域之間的所有串擾攪亂，這些串擾會不斷顯現「我們如何成為獅子的晚餐」的一切可能情形。

這整個過程出現短路時，就會發生恐慌。

我們的前額葉皮質想要思考明天晚上獅子可能在哪裡，但同時我們的杏仁核卻在超速運作。

科恩說：「腦中較理性的區域〔前額葉皮質〕被情緒蓋過時，就會發生恐慌。」

你的恐懼非常強烈，以致於杏仁核接手指揮，腎上腺素便開始發揮作用。

在特定情況下，恐慌可能救人一命。我們處於被獅子襲擊或被車輾過的立即危機時，最合理的反應可能是逃跑、戰鬥，或僵住不動。我們不希望大腦花太多時間爭論這個問題。

不過，只聽從杏仁核的命令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社會學家恩里科．奎蘭特利（Enrico Quarantelli）曾進行開創性研究，探討人類在災難期間會有什麼樣的行為。他在1954年的文章〈恐慌的性質與條件〉（The Nature and Conditions of Panic）敘述一個故事：一名聽到爆炸聲的女子飛奔出家門，因為她以為炸彈炸到了自己的房子。但當她發現爆炸其實發生在對街時，才想起她把自己的嬰兒忘在腦後了。

「恐慌並不是反社會行為，而是非社會行為。」奎蘭特利寫道：「這種社會規範的解體現象……有時會導致最穩固的主要群體連結崩潰。」

恐慌對於長期威脅也沒有多大幫助。在這種情況下，讓前額葉皮質保有控制權是至關重要的，它能警示你某個威脅的可能性，同時花時間評估風險並訂定計畫來行動。

不確定性如何導致恐慌

但如果我們在這場疾病大流行期間接收了大量資訊與消息，為什麼有些人會在大流行期間囤積衛生紙和乾洗手，而其他人卻忽視風險，還湧進酒吧裡？

眾所周知，人類面對不確定性時並不擅長評估風險──而且我們常以不同方式進行糟糕的評估，導致我們高估或低估自身風險。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心理學副教授索妮雅．畢夏普（Sonia Bishop）研究焦慮如何影響決策，她說這種現象在如今的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特別明顯。來自政府、媒體、公衛機關的不一致消息──例如對於社交疏離的各種不同建議──都會助長焦慮。

畢夏普說：「我們不習慣生活在機率迅速改變的狀況裡。」

恐慌與我們的心理偏誤

畢夏普說，在理想情況下，我們面對不確定性時應該採取一種稱為無模型學習（model-free learning）的方法來評估我們的風險。這種方法基本上就是嘗試錯誤法：我們倚賴自身經驗，逐漸更新我們的預估結果──某件事有多可能發生、如果它真的發生會有多糟糕、我們需要投入多少精力才能預防這件事。

畢夏普說，我們沒有如何應對某個威脅的模型時，許多人會轉而採取基於模型的學習法。在這種架構下，我們要嘛試圖回想過去的例子，要嘛模擬未來的可能情形。

而「可得性偏誤」（availability bias）便會在此時悄悄浮現。我們聽到或讀到很多關於某件事的消息時──舉例來說，新聞大肆報導的一起飛機失事──我們就很容易想像自己在一架正在墜落的飛機上，以致於我們可能高估搭乘飛機的風險。畢夏普說：「我們很容易會模擬事件經過，然後這種行為就會蓋過我們對於機率的判斷。」

同樣地，有些人對於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也抱有偏誤。雖然悲觀主義者會不由自主焦慮地想像所有潛在的世界末日場景，但樂觀主義者往往相信沒有任何壞事將要發生。即使他們屬於其中一種易感族群，他們也會寬慰自己「我們很健康，絕不會死於冠狀病毒」，試圖調和現況與自己的世界觀。畢夏普說：「這會讓你重新獲得某種控制〔的感覺〕。」

真的有適合恐慌的時機嗎？

雖然有些人的行為確實如此極端，但大多數人正在經歷另一種狀態：急性焦慮。

面對災難時，一定程度的焦慮可能有好處。恐懼可能成為一種激勵因子，提升我們的警覺與活力。它提醒我們要洗手、關注新聞──甚至要去雜貨店大量購買生活必需品。

珍妮佛．霍尼（Jennifer Horney）是德拉瓦大學流行病學系的創系主任，也是一名公共衛生準備專家。她指出，多一點點恐慌可能在美國這樣的地方特別有幫助，因為美國人民歷來並不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那麼配合隔離、檢疫等公衛介入措施。

她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多一點點恐慌可能會很有效，讓大眾了解我們的行為確實會影響他人。」

另一方面，長期處於焦慮之中是件很糟糕的事。其中一個原因是隨著我們變得更加焦慮，我們的大腦也更難以避免落入恐慌模式。已有研究顯示，慢性壓力確實可能會使幫助我們理性思考的腦部區域變小，而這可能進一步助長恐慌。

畢夏普指出，我們的身體其實並不適合在數週、數個月內都處於劇烈壓力與焦慮之中。雖然壓力與焦慮可能為我們提供短時間的活力爆發，但最終卻會讓我們疲倦又憂鬱。如果人們對於社交疏離感到筋疲力盡，因而在大流行達到高峰之前就開始再度出門，那麼這最後可能會對社會的反應產生嚴重影響。

恐慌與疾病大流行的介入措施

霍尼曾在2009年H1N1（豬流感）大流行期間訓練快速反應小組，她說要確保我們的介入措施真的發揮作用，減少不確定性是非常關鍵的。

她強調，我們對冠狀病毒並不是完全一無所知。公衛官員也從處理SARS及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中獲得許多關於冠狀病毒的知識。

「目前正在發生的許多事情是我們為了控制疫情而採取的典型公衛措施；只不過現在這些措施的規模遠遠更大而已。」霍尼說：

「我們一直都會因為疾病爆發而對遊輪進行隔離檢疫，但通常是諾羅病毒或季節性流感的疫情。」

延伸閱讀：冠狀病毒要怎樣才算大流行──這件事又為何重要 / 中國夢抗肺炎？從麻風防疫史看中國如何迎戰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