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上個星期天，1945年8月9日，一架美軍B-29轟炸機在日本長崎市投下一顆原子彈，夷平了大部分市區、炸死了7萬4000人，其中大多都是平民百姓，而這只是歷史上第二次把原子彈當作武器。

而在《長崎：核戰後的人生》一書中，蘇珊‧紹瑟德追蹤了五位「被爆者」（hibakusha，指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的生活，和他們一起逃離原子彈爆炸後的第一波大火，憑藉非凡的勇氣與韌性，邁向快樂、滿足的人生。

蘇珊‧紹瑟德在位於亞利桑那的家中受訪，她談到了發掘長崎事件真相的也是一場戰役、方塊舞如何協助療癒戰爭傷痕、以及倖存者為何不再對美國人懷抱敵意。

你的書是說這個故事的第一本書。為什麼拖了這麼久？

有人可能知道廣島被原子彈轟炸，但並不知道長崎也是。他們會說，「喔？還有第二次轟炸？」也有很多人不知道竟然有人逃過了原子彈死劫。

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因為原子彈被視為最高機密。除了製作原子彈和直接監督的人以外，只有很少數幾位軍事將領知道原子彈的存在。投彈之後，美國和日本雙方的種種因素，也使得外界大眾並不清楚到底造成了什麼影響。

「堂尾峰子人在距離震源約1.2公里遠處的三菱魚雷工廠裡面。龐大的……工廠整個垮在她和其他幾千人身上。」– 蘇珊‧紹瑟德

美國重要的軍事領袖如列斯里‧葛羅夫斯將軍（Leslie Groves）、湯瑪斯‧法瑞爾將軍（Thomas Farrell）與美國戰爭部都直接否認輻射會造成影響，這是原因之一。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1945-1952），麥克阿瑟將軍制定了嚴格的出版法規，禁止對於同盟國「虛假或破壞性的批評」，這是出於擔心，因為萬一激起民眾怒火，只怕會讓日本境內的數千名美軍身陷險境。

葛羅夫斯將軍和其他人還大力推動另一種印象，讓人覺得日本人是在利用炸彈的影響當作反美宣傳。所以，除了受到直接影響的城市的居民，其他日本人有好多年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國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時還有醫療審查制度，治療生還者的醫師不可以發表相關事件的研究或任何發現。

他們也不希望引起美國國內對決定使用原子彈這件事加以批評，像約翰‧赫爾塞（John Hersey）所寫的《記原子彈下的廣島》一書那樣。所以杜魯門總統和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協力出版了辯護原子彈使用的文章，文章中完全沒提到蕈狀雲底下的人有什麼遭遇。

這些辯護實在太無懈可擊，終於成為對日本使用原子彈一事的主流認知：這兩顆原子彈結束了戰爭，並拯救了百萬美國同胞的生命。

你為什麼會想寫這本書？

這和我的人生有很深的淵源。高中時，我在日本當了一年的交換學生，剛好有機會參加戶外教學去日本南方的九州，並參觀了九州的長崎原子彈紀念館。我站在日本同學們身邊，是唯一的美國人，和他們一起看著那些毀滅的景象。

但真正的關鍵事件發生在1986年，長崎原爆的生還者、時年57歲的谷口稜曄到華盛頓巡迴演說。我去聽了他的演講，而他在華盛頓的最後那幾天，發生了一連串的意外狀況，導致他的翻譯無法完成最後幾天的工作，我就成了他的翻譯。

在他沒有演講的時候，我們有很多時間相處。我也得以請教他一些問題，嘗試捕捉他的經歷；那真是非常恐怖的經驗，他的整個背都被燒掉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腦海裡就不斷在想著，不知道熬過一場核子戰爭會是什麼樣子。

請解釋「震源」一詞，並描述原爆的毀滅力量和震源的關係。

這點可能跟大部分的人想像的不一樣，原子彈並不是在地面爆炸，而是在距離地面約500多公尺處爆炸。目的是為了要讓爆炸對都市的破壞效果發揮到極致，因為這樣爆炸的威力和熱都會傳得更遠。

「即使是那些身體沒有殘缺的人，對身為被爆者這件事也守口如瓶。因為被爆者很難找工作，想結婚更是幾乎沒希望。」– 蘇珊‧紹瑟德

位在爆炸正下方的區域，就叫做「震源」，地面溫度可以高達2760℃~3870℃。爆炸威力的影響距離非常遠，所及之處，建築物化為齏粉，而森林、植物、動物都被炸飛或是直接碳化。那是一種你無法想像的瞬間毀滅。

你描述了五位生還者的故事。我希望特別請教其中兩位的經歷：堂尾峰子和谷口稜曄。爆炸當時他們人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谷口當時才16歲，正騎著腳踏車在山谷西北部送信。他背對爆炸，位在距爆炸約1.6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從腳踏車上被震飛，頭昏腦脹，渾然不知自己整個背都被燒掉了，手臂和腿上也有嚴重的灼傷。

當時一片天搖地動，但他還是設法站了起來。他把看得到的信件都撿起來，本來在旁邊玩的小孩都死了。他慢慢走到一處工廠，幾個男人扶他到一處山坡上，讓他趴著。當他祖父到處找他的時候，他在那裡躺了兩個晚上，在意識邊緣游移。

峰子則是在距震源約1.2公里外的三菱魚雷工廠裡面。三菱龐大的鋼筋水泥工廠整個垮在她和其他幾千人身上。很不可思議地，她竟然還爬得起來。她的頸背上有一道很大的傷口，但她急著想逃出去，因為旁邊開始起火了。她必須踩在屍體上才能爬上一處路堤，她爸爸就是在那裡找到她的。

谷口的磨難簡直就是聖經等級的了，請告訴我們他在轟炸之後那幾年的生活。

長崎沒有醫院、也沒有醫療用品的補給，所以他和祖父一起被帶到長崎市外的一個村莊，也只有非常基本的照顧，時間長達三個月之久。最後他被帶到長崎北方35公里的大村市海軍醫院，終於獲得像樣的醫療。

他非常痛苦地趴了三年。因為他無法正躺、也無法側躺，所以長了非常嚴重的褥瘡，傷口深到醫生可以直接看到內臟，包括正在跳動的心臟。1949年3月20日，他終於可以出院了，那時他20歲。

在轟炸過後，美國人有不少奇特的作為，其中之一就是引入方塊舞，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件事真的很誇張！不過結局也很溫馨。這個風潮從長崎開始，奉命到長崎指揮佔領工作的人非常同情那些受盡折磨的生還者，也希望能協助他們。有天晚上，在長崎的美軍佔領指揮官溫菲爾德‧尼布洛（Winfield Niblo）和日本教育界人士晚宴。

「我書裡寫到的幾位生還者在轟炸當時都是十幾歲的青少年。那是一段傷痛至極的回憶，他們都不願意去回想。」– 蘇珊‧紹瑟德

晚宴之後有日本民俗舞蹈表演，尼布洛決定表演一段美國方塊舞、帶動一下氣氛，結果變成全國流行，成為戰後美國人對日本生活的貢獻之一。

我覺得最震撼的事情之一，就是這些被爆者竟然會被自己的日本同胞歧視和嘲弄得這麼厲害，甚至有人叫他們「天婦羅臉」。

我也很驚訝。孩子們遭到嘲弄、譏笑。身體有殘缺的那些被暴者，經濟復甦都已經十年了，他們還找不到工作。即使是身體沒有殘缺的，對身為被爆者這件事也通常守口如瓶。因為被爆者很難找工作，想結婚更是幾乎沒希望。只要知道他們是被爆者，大家都怕輻射會影響小孩的遺傳。很多人都跟其他被爆者結婚。

這些生還者花了很多年時間，才能說出他們的故事。為什麼對他們來說要走到大眾面前這麼困難？他們為什麼會改變想法？

從核子戰爭中復原是一條漫漫長路──不只是健康方面，還有心理層面和經濟層面。有些人失去了所有家人和朋友。我書裡寫到的生還者在轟炸當時都只是十幾歲的青少年。那是一段傷痛至極的回憶，他們都不願意去回想。

那些決定要說出來的人，包括我書中談到的五位生還者，都有極個人的理由。其中一位告訴我，當他抱著自己的第一個孫女時，突然回想起他在協助災後工作時不得已踩過去的一具嬰兒焦屍。他突然明白「我一定要對這件事盡點力量，我不希望我美麗的孫女歷經那恐怖的一切。」

他和其他被爆者攜手合作，努力確保長崎成為最後一個被原子彈摧毀的城市。

那這些生還者對美國有什麼感覺呢？

每位生還者都不一樣。有兩位我認識的生還者，對於美國投下原子彈、造成這些苦難非常憤怒。其他人太忙於求生、忙於哀悼、還要應付醫療問題，沒有什麼時間去多想美國人。他們只能設法活下去。我很熟的五位則已經不再對美國有負面的感受。他們已經能夠接受，發動戰爭的是雙方政府和軍隊，不是個人。

峰子的故事有非常令人欣慰的圓滿結局，請告訴我們她後來在東京的生活。

原爆之後，峰子的頭髮全部都掉光了，整整10年都沒長出來，所以她都待在家裡沒有出過門，直到25歲那年。她爸爸跟她說，她必須要學會自力更生，像個成年人一樣。

在戰前，她總夢想著要踏入時尚界，所以她在長崎找到了化妝品店的兼職工作，後來這家公司希望延攬她到東京工作。她違背了父母的意願和文化規範，獨自前往東京，展開了新生活。她狂熱地工作，最後終於脫穎而出，成為日本前幾大的化妝品公司UTENA的資深副總裁。在那個時代，女性在大企業中擔任這麼高階的管理職位，是前所未聞的事。

她後來回到長崎過退休生活。她也是藝術家和詩人，用綠色的枝條和盛放的紫色鳶尾花創作了這件美麗的藝術品。她用日文從右上角往下書寫，說的是：「感謝你給我美好生活。」

和這些生還者相處的時光，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這段時光讓我對人類的勇氣、韌性和力量認識得更深刻、也更加欽佩，我也學到該如何去理解政治和軍事行動的決策是多麼複雜、還有這些決策的後果，以及我們如何去回應這些決策、如何採取行動。

因為能夠真正認識他們，真正了解那被核子戰爭炸成兩半的生命中那許多艱困、私密的片刻，我也深深地改變了。

撰文：Simon Worrall , National Geographic

編譯：鍾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