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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6 2013

海地人眼中的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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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地人眼中的海地

杜茲捕捉到清晨時漁夫在札克美爾海灘將漁網拖回岸上的情景。「我喜歡我們的漁夫工作的樣子,」他說,「為了餵飽家人,他們一心一意要捕到魚。」Photograph by Wilky Douze, 19

撰文:亞莉珊卓.富勒 Alexandra Fuller

攝影:康彼特攝影社參與學員students of FotoKon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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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海地的學生攝影師年齡從14歲到35歲左右都有;他們來自全國各地,背景也各不相同。他們的使命極為單純:從罕見的角度──亦即他們的視角──向全世界展現海地風貌。這不僅是一個經常發生災難、地震和餘震的國家,也是個各地陽光普照、海面波光粼粼的地方。照片中一身整潔制服的孩童讓人在驚訝中更清晰地看見這個國家;音樂,還有吹奏竹喇叭的舞者在街頭派對的歡騰氣氛中自然而然的舞動,則讓這裡活力四射。這是個充滿驕傲與契機的所在。

 

「這樣很好,因為海地人已經厭倦在外國媒體上看見關於我們有多麼無助的報導了。」我的翻譯朱尼爾.桑維爾說。他是個剛開始攻讀法律學位的旅遊顧問。「這裡那麼美、那麼有潛力。」桑維爾建議我前往距離太子港大約40公里的濱海城鎮阿卡耶拜訪一名巫毒教祭司。

 

「他擁有全海地最宏偉的神廟,而且我認為他是個非常令人敬佩的人。」

我在8月中旬的一個悶熱午後抵達神廟。狗兒們從香蕉樹的涼蔭下挺起身子,無精打采地吠叫。一名助理急忙出來說明祭司很疲憊,幾乎整晚熬夜為邁阿密的一名客戶進行心電感應通靈服務。然而,這位備受尊崇的祭司(他要求不公開自己的姓名)還是從神廟內部的一個房間走了出來;他頭戴黑色羊毛貝雷帽,身穿聚酯纖維的豹紋T恤和黑色衝浪短褲,還戴著一條金項鍊。他讓我想起好萊塢電影裡會把一個度假中的非洲小國獨裁者打扮成的樣子。

 

「你是不是跟某些人一樣,認為海地人沒有能力管好自己?」他問。「認為我們是需要大人督導的小孩?」他的語調緩慢而鎮定,顯然他甚少遭人反駁,更遑論督導。空氣中聞得到不久前獻給巫毒教神靈的香水味。一灘灘蠟油落在撒在神廟地板中央的麵粉上──代表著召喚神靈的繁複儀式。

 

巫毒教認定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祂的名字「邦迪耶」是克里奧爾語中「善神」的意思,不過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疑難雜症,例如事業成功、戀愛幸福等,則交由許多由邦迪耶化身而成、稱為「洛瓦」的神靈來掌管。其中多數神靈借自西非和剛果信仰的諸神,並且可與羅馬天主教的聖徒互相對應。巫毒教源自這座島上的奴隸所信仰的宗教,而且仍然深植在那些奴隸後代的文化裡──換句話說,就是幾乎所有人的文化裡。

 

一個讓外人覺得難以理解且無法掌控的普及宗教,對於想要完全掌權的人來說就是個威脅。法國殖民者在17和18世紀時試圖打壓巫毒教,於是這個宗教轉往地下發展。1804年海地獨立後,該國的菁英族群竭盡全力,意圖完全消滅巫毒教,而巫毒教也再次轉入地下。1915至1934年美國占領海地期間,美國海軍陸戰隊摧毀了巫毒教神廟,沒收了儀式用的鼓,因此巫毒教又一次地下化。

 

今日,到處都看得見巫毒教的蹤影。庭院和私人住宅中都有祭祀巫毒教神靈的祭壇。在太子港的鐵市場裡,有幾個專門販賣巫毒藥水、巫毒藝品,以及一桶桶活烏龜的區塊。一名攤商說,烏龜是「巫毒寵物」。雖然巫毒教僅僅是存在,就證明了它恆久生存的力量,但它仍令人覺得神祕朦朧、難以捉摸。

 

「不,我們不需要外界援助的承諾,」祭司邊說,邊朝向神廟做出手勢。「這座神廟完全由社區人士自發性地建造和裝飾。」他往後靠在椅背上。「海地的精神不會被摧毀。就算是最恐怖的災難,也無法消滅我們。」

 

海地是西半球最容易受到天然災害影響的國家。颶風和洪水都很常見。第一場有紀錄的地震發生於1562年。地震並不像颶風和洪水那樣頻繁,不過自20世紀初期,房屋、醫院和學校就開始使用混凝土塊和鋼筋混凝土來建造;它們比木材更能防風、防火與抵擋湍急的水流。然而,地震發生時,混凝土建築很容易就會龜裂倒塌。

 

海地最近一次、同時也是災情最慘重(規模7)的一次地震,在2010年1月12日那天侵襲太子港西邊。在這場災難中死亡的人成千上萬。海地政府最後公布的數字是31萬6000人。一支由美國國際發展總署(USAID)出資成立的團隊估計,死亡人數不會超過8萬5000人。一群美國學者計算出來的死亡人數則為15萬8000人。

 

每當發生災難,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和教會團體為了提供協助,都會湧入海地。雖然許多外地人只會待個幾天,度過一個慈善假期,但也有人會待上好幾年,在這個缺乏基本服務的國家從事辛勞且經常攸關生死的服務工作。在海地登記有案的非政府組織超過4000個,但是卻沒有針對外國救援機構設置有效的監督機制,也沒有能夠公正評量救援成效的正式措施,甚至沒有進駐在海地的傳教士人數統計。

 

「我們還沒學會拒絕那些想要來這裡把我們修好的技師,」海地人權人士尼克森.博瑪對我說。「他們會換零件,卻不會把車修好。當然,事態在那場地震後變得更糟了。當時人民迫切需要救助。他們伸出了手尋求協助。」他伸出雙手,做出殭屍的模樣。「但是那種情況持續太久,你就可能變成行屍走肉。」

這場災難後,捐給海地用於人道與復原工作的國際援助金額超過60億美元,其中僅有9.1%直接給了政府,而直接捐給海地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的金額則不到0.6%。

 

毫無爭議的是,有超過100萬名海地人流離失所,一如他們的祖先因奴隸制度、天災與專橫的領導者而被迫離開家園。那些專橫的領導者中最惡名昭彰的,至少以近代而言,就是受到美國支持的杜華利父子:綽號「爸爸醫生」的弗朗索瓦,其獨裁統治從1957開始,持續到1971年他去世為止,而他的兒子「娃娃醫生」讓.克洛德則延續了他的專政。

 

娃娃醫生掌權時只有19歲,是個喜歡奢華享樂的矮胖青少年。多數海地人原本以為他的任期會很短,並為此慶幸。然而,在娃娃醫生掌權前,每年都提供最高達380萬美元援助金來獎賞海地反共立場的美國,卻在1975年時把援助金提高到了3550萬美元,因為娃娃醫生承諾延續他父親的反共意識形態,也因為他比他父親更公然地維護美國的商業利益。娃娃醫生多將美國的援助金用於鞏固自己的權力,供養了一支擁有多達9000名士兵的軍隊,以及數萬名被稱為Tonton Macoute的「國家安全志願軍」──由他父親成立的私人部隊。(Tonton Macoute是克里奧爾語中「背包叔叔」的意思。這個海地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會捉走調皮的小孩,並且讓他們消失在他的背包中。)娃娃醫生更進一步建立了花豹軍團,這是他自己的反叛亂兼私人安全菁英部隊,由美國軍方負責訓練。

 

到了娃娃醫生在一場人民起義中垮台,最後在1986年2月逃到法國時,海地已經一團亂了。在杜華利父子將近30年的暴政期間,估計有3萬至6萬人遭殺害,其中多數是由國家安全志願軍所殺,而他們還性侵或折磨了無數的同胞。逃跑的人多達百萬,他們大多逃到了美國,加勒比海的其他國家,或法國。

 

娃娃醫生離開十個月後,國際貨幣基金貸款2460萬美元給海地。代價是海地政府必須降低進口稻米和其他農產品的關稅。1990年代中期推動的貿易自由化──由長期拜訪海地且自稱支持海地人的柯林頓總統所提倡──更進一步打開海地市場,稻米關稅從50%降到了3%。受到強力補貼的美國米湧入海地市場,其中很多來自柯林頓的家鄉阿肯色州。海地農民種植的稻米無法與廉價和捐贈的進口米競爭。許多農民砍掉他們最後所剩的樹木、賣去做木炭後,便放棄務農、湧入城市,大批擠進貧民窟。

 

2010年3月,柯林頓為他當初的作為道歉。「海地的貿易自由化對阿肯色州的某些農民也許是好事,但它並不成功。」他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那是個錯誤,是我難辭其咎的錯誤……因為我的作為,海地失去了種植稻米、餵飽人民的能力,而我每天都要面對這件事造成的後果。」

 

1492年,哥倫布初次看見這座後來被稱為「伊斯帕紐拉」的島嶼時,將它稱作「奇景」。但是美景不能當飯吃,因此西班牙人找到其他剝削這裡的方式:他們奴役原住民泰諾人,將他們可以輕易找到的每一克黃金都開採出來。結果,幾乎所有的泰諾人都死了,他們的死因不是過勞,就是罹患了從歐洲傳入的疾病,特別是天花。

 

接著,法國殖民者到來;他們接管島上西邊三分之一的土地達140年,並且成為當時最富裕的世界強權之一。他們將多達100萬名的非洲奴隸帶到這個他們稱為「聖多明哥」的殖民地來夷平這片土地最著名的森林──「不同種類的高聳樹木,看起來宛如直達天際,」哥倫布曾如此寫道──以取得硬木、裝潢他們在歐洲的豪宅,並清出空間給有利可圖的甘蔗和咖啡農場。但此舉所開啟的環境災害──海地現在是世界上去森林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森林覆蓋面積不到2%──與當時已發生的人權浩劫相較之下,簡直微不足道。

 

聖多明哥的法國殖民者對待奴隸殘暴至極,導致數以千計的奴隸死亡。為了替補死去的奴隸,法國人又引進更多奴隸。1791年8月22日晚上,一個名為布克曼的巫毒教祭司發出信號,展開史上最成功的奴隸起義;當時的奴隸人數──其中三分之二來自非洲──已經遠超過法國殖民者,比例達十比一。經過13年的血腥暴亂後,海地在1804年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獨立的黑人國家。

 

非洲在海地留下的印記至今難以抹滅。我幾乎一降落在杜桑.盧維杜爾國際機場,就立刻有了不安的感受,感覺自己所到的並非一座形狀如同龍蝦螯的加勒比海島嶼,而是一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小國。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想像中的非洲國度,彷彿海地是非洲大陸遺落的一個碎片,漂流在錯誤的半球。

 

造成這種印象的主要是氣味:石炭酸皂;販賣新鮮海螺、炸玉米餅和烤豬肉的小吃攤所傳出的炭煙,和佩蒂翁維爾郊區灌溉庭園散發的熱帶觀葉植物氣味。病弱的娃娃醫生在流亡法國25年後於2011年返國,曾在佩蒂翁維爾的一棟富貴宅邸中,不受干擾地度過平靜的餘生。

 

風燭殘年的前獨裁者住在這裡(他於2014年10月4日過世),似乎沒有引起當地人的關注,或許這是因為人民當時已經有夠多政府失能的問題要面對了。國會及地方選舉已經超過三年該辦而未辦,儘管如此,曾經演唱過konpa(一種海地的時髦舞曲)的總統米歇爾.「甜蜜米奇」.馬德立所掌控的選舉委員會卻宣布選舉會無限期延後舉行。國會選舉的初選最後終於在2015年8月進行。(讀者看到這篇報導時,後續的國會和總統選舉或許已經舉行,也或許還沒有。)在部分人民眼中,海地已經變得比較像無政府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了。

 

首都到處可見以詼諧手法表現出絕望心情的塗鴉。「占領=馬德立」所指的是聯合國駐海地穩定特派團(MINUSTAH)的持續駐留;聯合國自2004年起便在該國派駐了數千名軍力。「馬德立=霍亂」意指從2010年底開始在海地肆虐的霍亂疫情,一般認為是由MINUSTAH的一支尼泊爾分隊所帶來的。「馬德立=粉紅跳蚤」所指的則是他的蒼白面容與他的吸血行徑。「馬德立=殖民者的奴僕」意指他向美國政府卑躬屈膝。

 

「政府挖了個大洞,然後什麼都不做,任由那些來榨乾我們最後一點精力、動力與財富的人來填滿它。」尼克森.博瑪告訴我。「我們不能一直讓步。我們必須為自己、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腳下的財富挺身而出。」

 

博瑪提到海地人腳下的財富時,並不是在隱喻什麼。海地的地底下所蘊藏的黃金和其他礦產──銅、銀、銥──價值不得而知,但探勘開採結果顯示它們可能值200億美元。2012年12月,能源與礦產局發出了頭三張開採金和銅的許可證。一位國會議員事後抱怨他聽了廣播才得知發許可證的事。兩個月後,參議院通過無約束力的決議,呼籲中止採礦。為了迴避這個僵局,海地政府官員邀請世界銀行重新草擬採礦法,而世銀也照做了,卻是在與礦業公司高層密切商議下進行的。

 

2015年1月,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的「全球正義診所」和位於加州的「責任顧問團」協助下,「海地礦業正義團體」對世界銀行提出訴願。該團體聲稱,為了吸引外資開採海地的黃金與其他礦產而在世界銀行贊助下進行的新法草擬過程,把海地人遺漏了。2月,為了處理受到世界銀行贊助專案影響的人所提出的訴願而成立的檢查小組,以技術原因為由,拒絕受理本案。

 

海地有些活動人士認為,世界銀行與外國礦業公司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對海地公民社會團體提出的疑慮漠視不理的態度,是在重演廉價美國稻米進口的悲劇。「再殖民有兩種形式,」博瑪提出警告。「不是外人在你的地盤上用他們自己的產品侵略你的市場,就是他們把你所擁有的東西直接偷走。但我們有一群人已經準備好對抗這種壓榨的惡習了。」他對我說了山謬.奈斯尼爾的事;這名住在海地西北部偏遠地區的年輕農夫與社運人士,自願在閒暇時協助農民深入了解他們的權利,以及打算從他們的土地挖走礦產的人所使用的話術。

 

從太子港到位於托瓦河畔的錢索姆社區,開車大約六小時可到,但感覺卻像來到了不同的國家,比較像為本文拍攝照片的學生眼中所見到的海地:一個庇護與養育之地,是家應該有的樣子。崎嶇的泥土路兩邊長著芒果樹和棕櫚樹。偶爾也可見到木棉樹林,它們高聳參天,有60公尺高,根基穩固的樹幹宛如高壓電塔。當地的樹木奉獻給了巫毒教的植物之神與聖殿的守護神「洛科」,因此未遭到砍伐。寬闊的河流清澈而湍急,在我們沿著充滿鄉間風情的河岸行駛途中,不時映入眼簾。毛色光亮的牛三五成群在河濱吃草;村民和他們的孩子在河中沐浴與游泳。

 

28歲的奈斯尼爾和我在錢索姆會面。他家中其他的成員都姓奈爾尼爾,但是他出生後,他不識字的母親請別人幫忙把他的名字寫在出生證明上。「我想我是海地唯一有這個姓的人,」他說。奈斯尼爾17歲時認識了現年55歲的漢希.維克薩瑪;維克薩瑪長久以來都是村中的社運人士,在遇見奈斯尼爾的30年前,當時新婚的他就已經搬來這個地區了。

 

奈斯尼爾帶我前往維克薩瑪的家,一邊跟我解釋這位長者如何啟發他成為自己村落中的志願者。「他提醒了我,最重要的是教育和賦予力量,」奈斯尼爾說。「採礦在過去已經對環境造成負面衝擊,汙染了水和土壤。問題是,如果你是沒受過教育、不識字的農人,要怎麼跟擁有工程學位、政治權力、來自世界銀行的人爭論?」

 

我們抵達維克薩瑪家時,發現他幾乎動也不動地坐在走廊上,身體虛弱且消瘦,身穿乾淨的白色汗衫與短褲。他患有糖尿病,而且最近才中風過。他曾在太子港入院治療,但當時他的病況似乎已經無力回天了。「他看起來離死亡好近,」他的太太蜜雪琳告訴我。但是她說後來巫毒神靈在醫院中向他顯靈,並且要他回家。事實證明,回到家讓他精神好了起來。

 

我提問時,維克薩瑪回答得輕聲細語、結結巴巴,但也帶著一種溫和的堅持。杜華利政權結束後的動盪時期中,杜華利的親信建立了一連串為期不久的政府;維克薩瑪在1988年8月因為試圖協助農民談判合理的咖啡豆賣價而被捕。「農民如此辛苦地種植咖啡,結果那些大人物──前軍官、律師、法官、有權勢的人──卻要輸出那些咖啡,而且只願意付很低的價錢,或者根本不付錢,」他說。「我體會到,我們必須團結起來,不讓別人輕易占我們便宜。」

農民在監獄外集結,要求釋放維克薩瑪。
「這給了我更多鼓舞,」他說。「當時農民之間很團結。那是在救援和傳教士湧入、破壞了那份團結之前。然而那份精神的種子還在。」

 

接著,維克薩瑪提起顫抖的手指向他的花園,彷彿思路突然轉變了。「我跟太太剛來到這裡時,」他說,「就只有一棵芒果樹。於是我們把房子蓋在那棵樹旁邊,從那裡開始努力。一直種一直種。這種事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從一棵芒果樹,長成一片混合不同樹種的森林。」我了解他說這話是在隱喻。他就是那顆芒果樹,奈斯尼爾則是一片本土新生森林的起點。

 

剛過午後,維克薩瑪顯然已經疲倦了。離開前,我問他有沒有任何訊息要帶給在他這個有樹木遮蔭的安居處以外的世界。他笑了笑。
「請告訴美國政府,不要再來打擾我們的國家,給我們一個機會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樣會促進世界和平。」

 

維克薩瑪的解決方案看來不大可能成真,但是對一段從經驗法則看來必定會重演的歷史而言,它同時又是個可以理解的反應。奈斯尼爾也同意這點,但他有自己的答案。「若一般的海地人民可以參與決定是否要開採海地的礦產資源,以及如何開採,過去的模式才有可能被改變。」他看起來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努力成功機會太小而受影響。「海地人植根於反抗。邏輯上來說,如果是巫毒教讓人民脫離奴役、重獲自由,任何想要再次控制我們的人都必須奪走我們的巫毒教。但你無法消滅一個祕密的、而又無所不在的東西。想想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沒有人可以摧毀我們。」

 

就在這時,我了解到奈斯尼爾是在深入分析身為海地人的意義何在。也就是說:外人看到的可能是一段挫敗與災難的歷史,但他看到的是一段因非洲奴隸而展開、並且受到共有文化所推動的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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