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問世三年的技術，名為CRISPR/Cas9，能夠非常有效率地剪下、插入基因，所以世界各地的研究學者都已經將這種技術引入了自己的實驗室。今年稍早，在中國的研究人員剪輯了一個無法自主存活的人類胚胎，嘗試治療一種遺傳性血液疾病，結果搞出了一大堆預期之外、甚至可能非常危險的變化。

本月初，一群備受矚目的學者、倫理學家和擁護者聚集在華盛頓特區，討論剪輯人類基因的道德問題。他們特別關切改變人類卵子、精子或胚胎方面的議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人類生殖序列。

如果你剪輯的是成年人的基因，這樣的改變並不會遺傳給這個人的子女。但若是剪輯了生殖序列的基因，就會影響到子女的卵子和精子，因為這樣的基因改變是會遺傳的。

這個組織委員會最後發表了一份聲明，作為討論的總結，表示「直接將基因剪輯運用於臨床用途，將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除非已經有人研究過更安全也更有效的方法、衡量過風險與益處，而且能達成社會共識。這個團體也呼籲要制定基因剪輯運用在人類身上的管理規範，並結論說「隨著科學知識進步、社會觀點演變，人類生殖序列剪輯在臨床上的運用應該要定期、並時常重新加以檢視。」

在華盛頓，科學家與倫理學家討論了科學、道德倫理、人權、政府關係和赫胥黎於1932年出版的未來主義小說《美麗新世界》，提出了基因剪輯既令人興奮、卻也十分可怕的五個基本原因：

1. 治癒疾病

只要排除引起疾病的基因，醫生就可以治療許多種疾病，包括心臟疾病和阿茲海默症。

科學上的挑戰依舊存在，像是要確定正確的基因——而且只能改動正確的那一個基因。不過基因療法現在已經可以用於治療眼疾，而早期的試驗顯示，基因療法或許也可以用於治療血液異常疾病，像是地中海貧血和鐮狀細胞性貧血。血液疾病研究的先驅、聖地牙哥生物科學中心的費奧多‧烏諾夫（Fyodor Urnov）這麼說。

但即使是像這樣看似高貴的理由，也一樣面對著道德挑戰：那就是該治療哪些病症。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真的想要被「治好」。

對某些被歸類為有殘疾的人士來說，「剪輯基因可能更像是被推進碎紙機。」露哈‧班傑明（Ruha Benjamin）說，她是普林斯頓大學非洲—美洲研究與生物倫理學的教授。

2.直接阻止遺傳性疾病

在家族中代代相傳的疾病，如杭丁頓舞蹈症、戴—薩克斯症，或許有一天可以輕易地從家族遺傳中根除。

雖然我們已經可以利用體外人工受孕來篩檢某些遺傳疾病、並加以避免，但新的CRISPR技術能夠進行更複雜的剪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遺傳學家喬治‧徹區（George Church）最近展示，只要運用新的CRISPR技術，他就能同時剪輯豬胚胎內的60個基因。不過若是要應用在人類身上，難度應該會比較高，而且因為我們並不清楚人類大部分基因所扮演的完整角色，也就也無法得知剪輯這些基因會帶來什麼樣的風險。

魯道夫‧耶尼施（Rudolf Jaenisch）是麻省理工學院和懷海德中心的幹細胞生物學家，他掀起了另一種道德關切：因為希望避免生出不健康的孩子而去剪輯健康兒童的基因，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在他研究老鼠胚胎時，他發現他無法在剪輯生病老鼠基因的同時、不去影響到原本應該很健康的老鼠基因。

為了試圖避免生病兒童的基因產生突變，醫生就必須要在健康兒童身上引發基因突變。而這樣的突變會在人類族群中繼續傳遞，而沒有人知道這會不會帶來計畫外的影響。

3.創造更好的你

理論上來說，基因剪輯也可以用來製造所謂的「訂做寶寶」。由少數幾個基因控制的特徵，會是最容易直接操控的，像是肌肉、眼睛顏色、身高和記憶力，哈佛醫學院的幹細胞生物學家喬治‧達萊（George Daley）說。

若是想控制像智商之類比較複雜的特徵，剪輯這類基因的困難度就比較高、甚至不可能。「你不知道你還會碰到什麼東西，」塔夫斯大學的謝爾登‧克倫希（Sheldon Krimsy）曾經撰文討論過科學與道德議題，他在某次訪問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基因組就是一個生態系。每樣東西都處於某種平衡中。你想把某種特質放到最大，就可能會影響到另一個。」

更有甚者，如果某種改變被置入了人類族群、而且又可以遺傳下去，那很可能就難以移除──而且也不會乖乖受限在某個特定社群或國家裡。

和治癒疾病不同，去強化特定基因在道德上會是可以譴責的，主持非營利性質的基因與社會中心的瑪西‧達諾夫斯基（Marcy Darnovsky）說。

她擔心的是，家長會覺得有壓力要「改善」自己的小孩，而富裕的家庭則比貧窮的家庭更有管道。「一定會有生育診所競相販售最新的升級技術，」而家長可能會受到壓力，要「讓自己的小孩贏在起跑點。」

4.拯救瀕危動物

用於剪輯人類基因的技術，也可運用在動物身上。這或許意味著能保護如塔斯馬尼亞惡魔——袋貛之類的物種，因為袋貛現在面臨一種感染性癌症的威脅；或許也可以應用在美國東岸的栗樹上，以抵抗破壞栗樹生長的枯萎病。

「我們面對的是第六次大滅絕，」蓋瑞‧羅伊莫（Gary Roemer）在一次訪問中說到，他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學的野生動物生態學家，「而這種技術讓我們可以避免、或甚至只是延緩特定物種的消失。」

而在另一方面，他和其他人也非常恐懼可能會有人把基因剪輯當作延後拯救物種的理由，「因為我們總是可以稍後再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第六次大滅絕。」——生物學家蓋瑞‧羅伊莫

我非常反對這樣的傲慢態度，」史都華‧皮姆（Stuart Pimm）說，他是杜克大學保育生態的教授。「我們應該要當好的管理員，我們應該要照顧生物多樣性。」

5.讓已滅絕的物種復活

基因剪輯甚至可以讓已經滅絕的物種復活，或至少讓牠們的一部分復活。像是把已滅絕物種的基因和現存物種的基因結合。有一個名為「漫長今日基金會」的團體就支持這類的科學努力，他們也希望能夠第一個先把旅鴿帶回來、然後再把毛長長的猛瑪象也帶回來。

「滅絕物種重生計畫」也能找回因商業育種而失落的特徵，像是番茄絕妙的天然滋味，正如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生物倫理學家R‧ 艾塔‧查洛（Alta Charo），以及史丹佛大學的亨利‧格瑞理（Henry Greely），在2015年12月2日出版的美國生物倫理期刊中所寫的一樣。

但是，他們也有點挖苦地寫道，基因剪輯也可能因為「一時興起」、或是商業與藝術目的而被用來混和或製造新物種。「為什麼我們不該預期侏儒象、巨天竺鼠、或基因改造的溫馴老虎出現呢？或者——且讓我們大膽假設——決定要給他12歲女兒一隻真正的獨角獸當生日禮物的億萬富翁？」

撰文：Karen Weintraub,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編譯：鍾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