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艾倫‧休伊 Aaron Huey

在世界最高峰歷史上最黑暗的那天，來自昆瓊村、有著晒傷的雙頰和一頭濃密黑髮的29歲雪巴人尼瑪‧齊林，凌晨3點就出發去工作了。他背著一桶29公斤重的烹飪用瓦斯，在他身後的是聖母峰基地營的臨時村落，大約有40支國際遠征隊的成員在帳棚中熟睡著，或在海拔5270公尺的稀薄空氣中輾轉反側。尼瑪上方，一列頭燈在黑暗中閃爍，200多名雪巴人和其他的尼泊爾工人成一縱隊通過坤布冰瀑。在全世界固定有人攀爬的山峰中，這道冰瀑被視為最危險的路段之一；它是一座險峻且不斷變動的迷宮，處處是搖搖欲墜的冰峰、冰隙和扭曲歪斜的冰塊，在聖母峰西側山肩與聳立在基地營上方、海拔7861公尺的努子峰之間，順著610公尺深的峽谷傾瀉而下。

那天，也就是4月18日的凌晨，尼瑪‧齊林的許多雪巴族同伴甚至比他更早就已經進入冰瀑區了。用過他們平常吃的早餐，也就是酥油茶和稱為「糌粑」的青稞糊後，他們就背起前一晚準備好的沉重裝備上路。有些人搬運繩索、雪剷、冰錨及其他裝備，用來在通往聖母峰8850公尺的峰頂途中設置固定繩，為登山者提供類似安全扶手的保護措施。有些人則扛著要用來在更高的山區搭建四座中繼營的器具。

有些雪巴人身上還看得到烤青稞粉的痕跡，那是他們在前一天的法會中抹在彼此臉上的。舉辦法會是為了向住在聖母峰的祥壽仙女祈求旅途平安與長命百歲。自從一群被稱為「冰瀑醫生」的雪巴族專家在4月初開通了這條路線後，這群登山者中有一些已經往返攀爬了幾趟。跨越懸崖與冰隙的那些固定繩及鋁梯所形成的路線，與最近幾個登山季使用的路線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但是比較靠近雪崩頻傳的西側山肩，那裡有一條懸冰川，不祥地懸在上方300公尺處。

即使身上背著重達45公斤的裝備，這些體魄強健的雪巴人大多仍能在三個半小時內攀登3.3公里，抵達一號營。尼瑪‧齊林這一趟是為一支中國遠征隊工作，他從基地營向上攀爬一個小時後，來到人稱「爆米花區」的區域；路線從這裡開始變得更加陡峭，穿過一片四處散落著大塊碎冰的地帶，還有不計其數的爬梯。繼續往上，登山者通常會在一片稱為「足球場」的平坦區域稍事休息，在這裡經常聽得到坤布冰川以每天大約1公尺的速度往前推進時所發出的聲響。足球場上方是另一個特別危險的區域，遍布著大小有如房屋的巨大冰塊和搖搖欲墜的冰峰；穿過這個區域後，尼瑪‧齊林的旅程就會隨著坤布冰川在一片名叫「西谷」的龐大冰原平緩下來而變得輕鬆些。

約莫清晨6點，在足球場上方，尼瑪‧齊林抵達了一座高約12公尺的冰崖底部。他從這裡開始爬上三把綁在一起的鋁梯，這段路特別難走，他背著沉重的背包，腳上穿著金屬冰爪，手中握著上升器，每次經過固定繩的錨釘時就必須將上升器先從繩上解開，再扣到錨釘另一端的繩上。爬上冰崖後，眼前的景象令他心一沉。數十名高山工人堵在一道大小如同茶館餐廳的傾斜冰瀑上。有些人站著抽菸，有些人排隊等著沿兩把綁在一起的梯子爬下一條溝壑。當天早上至少已經有一次因為冰層移動而造成這兩把下行梯的底部錨釘鬆動，導致登山路線阻塞。儘管梯子已重新用錨釘固定好了，那些在清晨5點來到這一路段的人，還是注意到行程延誤了許久。尼瑪‧齊林在大約一個小時後抵達時，得知錨釘又鬆動了。

「我看那裡應該擠了一百多個人；很多人在往下爬，緊緊地抓著繩索。要通過阻塞的人潮得花上半個小時。那一刻，我開始感到非常害怕，」他說。

「我的耳朵在哭」

在尼泊爾，危險的預感有時候是以一種高頻的嗡嗡聲襲來，這種現象稱為kan runu，意思是「哭泣的耳朵」。曾經三度登上聖母峰頂的尼瑪‧齊林也曾聽見過自己的耳朵在哭泣，所以知道最好不要掉以輕心。他心中充滿了猶豫：是要盡責地帶著裝備繼續往一號營前進，還是要就地放下瓦斯桶並立刻下山？他試著用無線電和基地營的工人領班聯絡，不過領班去南崎巴札村採購補給品了，尼瑪‧齊林只聯繫上營地廚師。他告訴廚師他的耳朵在哭，所以他要把搬運的裝備掛在固定繩上，然後下山。其他雪巴人對他的決定很不解。

「我說：『我的耳朵在哭，我們將會聽到有壞事發生。我要下去了；你們也應該下去。』」他回憶道。他判斷當時是6點15分左右。

尼瑪‧齊林耳朵在哭的消息傳開了。五名已經爬到三重鋁梯上方的雪巴人拋下了搬運的物品，開始下山。兩名受雇於加拿大運動用品公司Peak Freaks的雪巴人在三重鋁梯下方遭到耽擱，腳都凍僵了，因此也決定撤退。其他人則認為，不能因為有人的耳朵在哭或是自己的腳很冷而改變既定行程。在堵住的人潮與足球場之間，尼瑪‧齊林經過了自己認識與不認識的雪巴人。他認識的那些包括：25歲、來自潘波崎的普爾巴‧翁亞爾，他曾經告訴自己的姊妹，這是他在聖母峰工作的最後一個登山季；24歲的拉克帕‧譚京‧謝爾帕，他和待在昆瓊的妻子育有兩個月大的女兒；還有安‧齊里，56歲的他是山上最年長的雪巴族工人之一，他說這是自己最後一次攀登這道冰瀑了。齊里在二號營當了13年的廚師後，計畫退休回到他在塔摩開的餐廳，餐廳的名字也叫作「二號營」。尼瑪‧齊林還經過了安‧齊里的半血緣弟弟多杰‧謝爾帕，39歲的他和貧窮的家人一起住在波特科西河谷上游的塔恩加村，距離聖母峰兩到三天的腳程。

「尼瑪‧齊林叫我不要上去，」明瑪‧加爾仁‧謝爾帕說。33歲的他來自南崎巴札，大家都叫他「巴布」，當時他正在搬運氧氣瓶和其他裝備前往一號營。「我必須繼續爬。我帶著客戶的器材。我爬下行梯時沒有遇到麻煩。早上6點34分時梯子還沒有壞。不過有一些經驗不足的雪巴人等著要爬下梯子，他們動作很慢。」

基地營和冰瀑還籠罩在陰影中，但是在上方遠處，住著雪巴族神祇的峰頂已在陽光下閃耀。從山頂到山腳，這都是個美麗的早晨——但11分鐘之後什麼都不同了。

「我完全沒有機會逃跑」

環繞在聖母峰基地營周圍的山峰形成了一片廣大的冰圍地，大到登山者往往會先看見雪崩的景象，然後才聽到雪崩的聲音。那聲音如閃電後的雷鳴般傳來，是極大量的冰、雪及岩石從陡峭的蝕溝或懸谷邊緣傾瀉而下時所發出的嘶嘶聲。然而，4月18日的那場雪崩聽起來有別於以往，聽在那些身在冰瀑現場的雪巴人耳中尤其如此。幾乎所有人都這樣形容那個聲響：一陣非常深沉的「咚」聲，宛如以槌子撞擊聲音暗啞的鐘、或是彈撥某種巨大低音樂器的弦所發出的聲音。

一塊34公尺高、重達730萬至1360萬公斤、外型像顆巨大犬齒的冰塊從聖母峰西側山肩的冰蓋崩落並猛烈向下滾，一邊裂成碎塊，一邊在前方形成一股強風。雪崩一路加速並沿途夾帶更多雪與石塊，有些雪巴人覺得它過了好幾分鐘才襲來，有些則說它幾秒內就抵達了。當時大概有24名登山者就在雪崩的直接路徑上，另有許多人在路徑上緣與下緣的兩側。

清晨6點45分，「麥迪遜登山公司」的聖母峰基地營經理柯特‧杭特正和46歲的領班多杰‧卡特里用無線電做例行性通話；卡特里是知名的工會人士，他曾經九次成功登上聖母峰，每一次在峰頂展開的都是不同的工會旗幟。卡特里才剛抵達三重鋁梯的頂端。突然間，杭特從無線電裡聽到「呼喊聲與吼叫聲」，隨之而來的是「一片死寂」。雪崩的轟然巨響傳到基地營時，他衝出通訊帳，只見冰瀑的上半部消失在一片翻騰雲霧中。

這個時候，匆忙往下走了十分鐘的尼瑪‧齊林已經抵達足球場，那「咚」的一聲證實了他最擔憂的事。不消幾秒鐘，他身上就蓋滿了冰凍的霧淞，成了許多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來、全身有如鬼魂般覆滿了冰雪的倖存者之一。來自波茲村、攀登聖母峰經驗豐富的年輕好手彭巴‧謝爾帕在凌晨4點帶著來自阿拉斯加的客戶離開基地營去山區行走，進行高海拔生理適應；雪崩發生時，他剛剛抵達足球場。一陣疾風吹來，他抬起頭，只見「一塊跟一棟大房子差不多大的冰塊」沿著聖母峰西側山肩滾下來。他趕緊帶客戶往下衝，在雪崩遮蔽天空之際躲到了一片冰層後方。

曾經五度登頂成功的29歲嚮導卡爾納‧塔芒是凌晨3點離開基地營的。他聽到「咚」的聲響時，人在壞掉的梯子上方不到五分鐘路程之處。

「我完全沒有機會逃跑，」他回想道。「有一陣好嚇人的風。我為了保護自己而在一塊大冰塊旁跪下來，試著護住自己的臉。我身上蓋了2英寸的雪。」

巴布‧謝爾帕和其他五名雪巴人一起，他們的位置在壞掉的梯子上方大約一分鐘的路程處。

「我們大家聚攏在一起。雪散去之後，我往下看，結果下面一個人都沒有，」他說雪崩發生前15分鐘，19歲、為紐西蘭「冒險顧問公司」工作的車旺‧謝爾帕才好不容易通過損壞的梯子原本所在的路段。這是他初次攀登聖母峰，同行的是他的姊夫卡吉‧謝爾帕，39歲的卡吉也是三個小孩的爸爸。卡吉將安全繩索扣在固定繩上，正沿著一座小冰崖往上攀。雪崩來襲時，車旺解開了扣在固定繩上的鉤子，拔腿就跑，然後蹲伏在自己的背包下。他後來告訴在尼泊爾經營「坤布登山社」的叔父鍾巴‧謝爾帕，冰塊切斷了卡吉的安全繩索，卡吉則在冰塊撞擊下失去意識。車旺及時抓住他，把他拖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點。車旺從卡吉的保溫瓶裡倒了一杯熱飲，希望能讓他甦醒。

「卡吉慢慢醒了過來。他身上有無線電，我按下通話鍵，因為卡吉的雙臂都動不了了。他說：『請救救我！』如果我沒抓住他，我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那道冰隙真的很深。」

20歲的帕桑‧多杰‧謝爾帕受雇於來自西雅圖的「高山登頂國際公司」（AAI），他和另外兩名AAI雇用的雪巴人安‧加爾岑及丹增‧喬塔同行。這是帕桑在聖母峰工作的第二個登山季。他背著一根很大的餐棚柱、一個保溫瓶和一綑營繩。聽到「咚」的聲響時，他和安‧加爾岑在損壞的梯子上方大概45秒路程的地方，而丹增‧喬塔只落後他們幾步。29歲的丹增也是攀登聖母峰的新手。他在坤布登山社完成了基礎及進階登山課程，很高興能得到這份工作；他要奉養年邁的雙親，還有三個月大的兒子。事發前一天，他才在基地營和人在加德滿都的妻子帕希‧謝爾帕通過電話。

「我看到冰衝過來，心裡想著：我們完了。我死定了，」帕桑‧多杰回憶道。「風推著我，我撲到一座大冰峰後方。要不是安全繩索扣在固定繩上，我早就被捲走了。」

冰塊將餐棚柱往他頭上打，砸破了保溫瓶、切斷了繩子。飛濺的冰在安‧加爾岑的羽絨衣上打出了一個洞。兩分鐘後，吞噬一切的冰雪散去，兩個雪巴人互相擁抱，然後驚恐地四下張望。冰瀑中原本開口很大、需要繩索和梯子才能橫越的裂溝，現在填滿了和桌子或沙發一樣大的冰塊。「丹增！丹增！」他們徒勞地吶喊著。

從基地營目睹雪崩的嚮導麥可‧霍斯特通報了AAI的工人領班拉克帕‧里塔。里塔連忙穿上靴子，在無線電上裝了長長的天線，試著和當天早上要穿越冰瀑的任何一名手下聯絡，包括33名雪巴族嚮導、1名廚師，以及2名廚房助理。最後他和帕桑‧多杰取得了聯繫，多杰說，大概有五、六個走在他後面的雪巴人被埋住了，而且可能已經身亡。

「當時我非常、非常不安，」帕桑‧多杰說。「我看到一個雪巴人吐血，還有一名被半埋著、雙眼翻白的男子在向人討水。我們把他拉了出來。我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哭。」

「我試著把眼淚藏起來」

稍早已經抵達一號營的雪巴人和外籍嚮導在7點多時動身往下走，準備展開救援。在基地營，拉克帕‧里塔與他的兄弟卡米‧里塔一起踏上兩個小時的上攀路段前往災區，霍斯特、班‧瓊斯、達米安‧貝內加斯及其他嚮導也都出發了。各家基地營團隊將睡袋、雪剷和救援設備集中到營地的三個直升機坪中央。AAI的基地營經理喬‧克魯伯頓和冒險顧問公司的卡洛琳‧布雷基與麥克‧羅伯茲開始協調無線電通訊。無線電頻道隨著雪巴人紛紛回報自己的狀況而不斷傳出急切的說話聲。死亡人數依舊不明。

「我們開始遇見很多負傷往下走的雪巴人，」拉克帕‧里塔回憶。「他們的頭上有瘀傷和血。有些人因為被冰塊擊中而走路一跛一跛的。我要幫他們，不過他們說：『上頭那些人比我們更需要幫助』。我知道被活埋的人根本不可能生還——他們最多大概只能存活15分鐘。」

從足球場到災區，花了拉克帕‧里塔將近一個小時。雪上的血跡標出了事故區域。他在那裡看到大約50名雪巴人，有些拿著鋼鏟在挖掘，有些用冰錘敲打殘破的冰塊，有些則因為震驚和悲痛而呆坐著。一張灰色帳棚蓋下擺放了四具遺體，看見被遮蓋起來的屍體，拉克帕‧里塔坐下來，哭了起來。

「我試著不讓我的雪巴人團隊看到我的眼淚，可是我實在忍不住，」他說。

當他終於能往帳棚蓋下看時，他發現罹難者中並沒有人穿著AAI發給工作人員的外套，於是他加入那些正在挖掘的人。他們從冰裡又挖出兩具遺體，然後又是一具：是廚師安‧齊里。「安‧齊里是我手下的人，」他說。

在基地營收到各種通報與謠言、大家語氣緊急地在無線電上進行通訊和驚慌地撥打電話之際，九位來自不同遠征隊的醫生則聚集在「喜馬拉雅山救難協會」的醫療帳棚裡。五名被掉落的冰塊砸到的登山者自行走出了冰瀑，最後在醫療帳棚接受瘀傷與撕裂傷的治療。另外有三名登山者必須以直升機送走。在事故地點，達米安‧貝內加斯開始計算傷亡人數，並在上午9點9分透過無線電回報至少有十人死亡。紐西蘭人傑森‧朗恩和尼泊爾人席德哈塔‧古隆駕駛兩架斯穆里克航空公司的直升機飛抵基地營。朗恩接走了美國籍登山家梅麗莎‧阿諾特，她是急救人員、曾五次成功登上聖母峰；她在10點5分時將醫療用品送到救災現場。到了10點49分，已經有四名雪巴人被直升機載離冰瀑，身上的傷勢包含腿部骨折、骨盆腔與腹部及頭部創傷，以及內出血等。四個人的其中一位是卡吉‧謝爾帕，肺部遭到穿刺傷並有兩根肋骨骨折的他被送進了加德滿都的一家醫院。早上11點剛過，所有傷者都已被下撤至基地營，救難隊伍轉而開始挖掘死者遺體。從上午11點到下午2點間，朗恩12度駕駛那架紅、黑、銀三色的松鼠一型直升機飛抵通往聖母峰的這段冰雪通道，在宛如噩夢般的場景上空徘徊停留，然後帶著懸掛在30公尺的纜繩末端、依然穿著靴子和冰爪的屍體飛離。死者遺體被送到基地營位置最低的停機坪，在那裡以膠帶編號，並且用防水布裹起來。冒險顧問公司的遠征隊隊醫蘇菲‧華勒斯有時還必須橫趴在遺體上，以免防水布被直升機旋翼造成的下衝流吹走。

罹難者的身分由隊友或同在山上工作的家人確認。安‧齊里的兒子彭巴‧譚京在父親生死未卜的狀況下從一號營趕下來，結果只見到一雙熟悉得令人心碎的鞋子。

救難人員擔心聖母峰西側山肩可能會再次發生雪崩，而下午的氣溫會讓冰瀑變得更不穩定，因此在下午2點10分中斷了沉痛肅穆的救援工作。多杰‧卡特里的遺體倒掛在三重鋁梯上方的一道冰隙裡，有部分依然埋在冰雪中，工作人員要到隔天才能挖掘出來。三名登山者失蹤，推測已經死亡。16名罹難者全部都是雪巴族或其他尼泊爾當地民族的工人。他們死時都肩負著重擔，為了讓孩子上學、蓋新房子，或是替年邁雙親購買氣喘藥物而賣力地工作。

28個孩子失去了父親。死者中有11名在同一個地點遇難：就是那道傾斜的冰瀑，他們就在那裡等待爬下那把已經不復存在的下行梯。

「我認為他們曾經試圖逃生，在發現自己逃不掉的時候，就大家聚攏在一起，」拉克帕‧里塔表示。當天的慘狀超越了聖母峰過去發生的所有事故，包括1922、1970和1974年的災難在內；那幾次也有雪巴人集體遇難。然而，這次雪崩所帶來的衝擊才剛開始發酵。

激烈的爭論

雪崩發生後的那幾天情況很亂，混雜著法會、葬禮、會議、問題、流言、要求、挑釁，以及領悟。登山季要繼續嗎？應該繼續嗎？哀悼多久才算夠久？「喜馬拉雅體驗公司」的羅素‧布萊斯和「國際山岳嚮導公司」的艾瑞克‧西蒙森都給了自己手下龐大的雪巴人團隊四天假，讓他們返家。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想回來工作。一位雪巴族工人轉述，有一名女子威脅說，如果她丈夫回到山上，她就要自殺。

拉克帕‧里塔立刻就明白，登山季對AAI公司來說已經結束了——他無法要求他所雇用的雪巴人繼續工作，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五個隊友，而且還有遺體仍然埋在冰雪中。其他隊伍的雪巴人表示他們願意繼續工作，不過也開始感受到來自部分行動人士的壓力；這些行動人士將這場悲劇視為向有關單位施壓、要求改善高山嚮導工作條件的契機。尼泊爾政府提供每個罹難者家庭大約415美元（約台幣1萬2450元）的賠償金，令許多雪巴人大感光火；這筆錢連支付喪葬費用都遠遠不夠。

許多人注意到，年輕一代的雪巴嚮導和工人擁有一股以前沒有的自信，尤其是在去年那場所謂的鬥毆事件之後；當時，三位知名的歐洲登山者在二號營上方和一個由雪巴人組成的繩索固定小組起了爭執。雪崩發生後的那一陣子，一年前就顯露出跡象的勞工問題正式浮上枱面，憤怒而哀悼中的雪巴人把尼泊爾政府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聖母峰賺錢機器關閉了；政府每年靠許可證規費進帳超過300萬美元（約台幣9000萬），而外籍的遠征活動業者估計，登山活動的附帶經濟效益超過1500萬美元（約台幣4億5000萬）。一位住在加德滿都的雪巴族部落客針對這場悲劇表示：「我們無法改變的事情，讓我們看到了我們可以改變的事情。」

4月20日星期日，也就是雪崩發生兩天後，各遠征隊的領隊、救難人員與受到事故影響的人在「薩加瑪塔汙染控制委員會」的帳棚中舉行會議，這個委員會是監督「冰瀑醫生」和聖母峰垃圾管理工作的非營利地方組織。與會的雪巴人中包括大膽敢言的「尼泊爾登山協會」理事會成員帕桑‧波特與帕桑‧丹增；29歲的丹增曾十度登上聖母峰，是英國「崎嶇地球公司」遠征隊的助理領隊。會中擬出一份清單，明列13項對政府官員的要求，包括提高雪巴人的保險金額，並提高聖母峰登山許可證規費中分配給雪巴人的比例，藉此成立一筆基金，未來可用以資助喪命或受傷的高山工人的家庭。

4月21日星期一，雪巴人的喪禮在加德滿都舉行，充滿感染力的畫面在世界各地播送，隔天在基地營也舉行了一場有22位喇嘛參與的大型法會。法會結束後，那份要求清單被人以尼泊爾語和英語大聲朗讀出來。氣氛愈來愈緊繃。人群中有人大喊他們不要再登山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工人只是想回家，除了出於對死者的尊重以外，也為了自身的安全，」尼泊爾「喜馬拉雅登山公司」創辦人蘇米特‧喬希寫道。西方國家的探險部落客則描述，這個場合「被好戰分子控制，變成了一場政治集會」。基地營流傳有人將發起抵制、而「毛

派」與「好戰分子」又威脅將對任何持不同意見的人不利，引起躁動不安。與此同時，尼泊爾「文化、觀光暨民航部」則預測「所有登山活動一定會在一到兩天後恢復正常」。

一直到4月24日星期四，也就是雪崩發生六天後，尼泊爾政府官員才出現在基地營。由觀光部長布希姆‧普拉薩德‧阿查亞率領的12人代表團在早上9點搭乘直升機抵達，希望能說服雪巴人回到工作崗位。在後續的一則報導中，聖母峰最資深的外國登山業者之一布萊斯寫道，有人告訴他在會面結束後，有些雪巴人曾經丟擲石頭，試圖阻止代表團搭乘直升機離開，還有謠傳說有人威脅關掉代表團某位成員的輔助氧氣。

有些人說，做出這種威脅的人根本不屬於登山社群。「他們都很年輕，且不甚友善，」「美國登山者科學計畫」的約翰‧艾爾表示。「他們的外套比聖母峰基地營常看到的外套來得輕薄和乾淨，而且沒人記得雪崩發生前曾在營地看過他們。我們都很納悶，這些人是誰？」

就在尼泊爾官員離開之際，西側山肩的冰川再度崩落，一場小規模的雪崩隆隆地落入那道有16人喪生的冰瀑中。許多人將它當成神祇的最後示意，宣告2014年春季的聖母峰登山季就此結束。

「我們與眾不同之處」

關於雪崩後在基地營發生的一切，有不同的說法、傳言及相互矛盾的印象，要一一釐清並理解有其困難。許多因為悲痛與對冰瀑狀況的合理顧慮而不願登山的雪巴人可能覺得，以害怕「好戰分子」的威脅為由而不去工作還比較容易。在不姑息暴力的前提下，我們不得不問，工人為什麼不能替自己爭取更多權利，並且利用這個以慘痛代價換來的籌碼，改善他們的處境？西方評論者鮮少將所謂的雪巴人罷工一事放在尼泊爾的大脈絡下來思考。在這個國家，罷工是家常便飯，也是少數能爭取政府官僚注意的手段之一。聖母峰上的勞工問題仍待解決的同時，加德滿都的道路工人已被迫停止拓寬街道的工作，因為砂石業者正在罷工。

「20年前，聖母峰的工人裡，完成高中學業的還不到一半，」蘇米特‧喬希在雪崩發生一個月後談到。「現在80%的工人有高中學歷。他們都接觸過西方媒體。他們知道世界如何運作。他們更清楚自己的權利。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坦率地表達心聲。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有所認識，也知道政府從許可證收入中賺了多少錢，回饋給他們的又有多微薄。他們不應該被貼上好戰分子、毛派或新派系的標籤。這不是什麼新派系，而是年輕的一代。」

世代交替不只創造出了對外面世界更加了解的新一代雪巴登山者，也改變了山上工人的族群比例。原本幾乎完全由雪巴族所組成的勞動力，現在由拉伊族與達芒族等族群所占據的比例愈來愈高；這些人往往更貧窮、更迫切地需要工作。在約翰‧艾爾隊上的17名「雪巴人」中，真正來自雪巴族的只有5名，其餘12名則屬於拉伊族或達芒族。「在最前線的依然是雪巴族，海拔7500公尺以上的工作大多由他們負責，」艾爾表示，「不過現在把東西背上三號營的經常都是拉伊族和達芒族的工人。」

當我向薩加瑪塔汙染控制委員會主席安‧多吉‧謝爾帕問起有些雪巴人威脅其他雪巴人的謠言時，他很快地把這個話題輕輕帶過了。有時我有一種感覺：長久以來因為天性中仁厚良善的一面而備受敬重的雪巴人，會覺得他們沒有本錢破壞外人對他們理想化的想像：他們愛好和平而慷慨無私，生活在風光如畫的山間土地上，遠離現代的一切喧囂擾嚷。

「你必須了解這裡的文化，」安‧多吉有天下午在南崎巴札的「全景旅店」這麼說。「對我們來說，講出要把某人的腿打斷這種話是很平常的事，只要不真的把人家的腿打斷就好。每年南崎巴札的杜姆齊慶典期間總會發生四、五次鬥毆。

對我們來說，喝啤酒時互毆幾拳很正常，隔天大家又都是朋友了，什麼事也沒有。99%的雪巴人都很忠誠、誠實且勤奮。這項傳統一直維持著。如果我們失去這個傳統，那問題就大了。誰都可以成為登山好手，不過我們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我們誠實、忠誠又勤奮。」

進入村落

埋葬了16人的雪崩所帶來的災難並不止於冰瀑。它還繼續高速前進，衝入了聖母峰下方與更遠處的村莊。在加德滿都，喜馬拉雅登山公司的辦公室經理打電話給罹難的資深嚮導安卡吉‧謝爾帕19歲的女兒徹琪‧謝爾帕，將她父親遇難的消息告訴她，不過省略了安卡吉的頭盔被劈裂開來的細節。安卡吉曾經承諾過會善加照顧他的姪女婿、20歲的聖母峰攀登新手彭姆‧登吉‧謝爾帕；那個登山季，是安卡吉幫彭姆‧登吉安插了在二號營擔任廚房助手的工作——這被視為最安全的工作之一，因為只需要經過冰瀑來回一趟。然而，彭姆‧登吉還是遇難了，而他的妻子達莉連對著遺體哀悼的機會都沒有，因為她的丈夫仍然被深埋在冰瀑裡的某個地方。

當六位雪崩罹難者的葬禮在加德滿都舉行時，畫面也傳送到世界各地，而沒有什麼比那些畫面更能深刻表達喪親之痛；那是徹琪心碎的神情，是安卡吉76歲的老母親尼瑪麗因為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而扭曲的面容。在昆瓊村，尼瑪‧多瑪從茶館的電視上得知雪崩的消息；她回到家時看見夫家的人在哭泣，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拉克帕‧譚京也罹難了。

「我再也不會穿上冰爪了，」拉克帕‧譚京的哥哥尼瑪‧謝爾帕說。要不是他在雪崩發生一週前為了到加德滿都治療喉嚨感染而離開基地營，他現在或許也已經死了。

至於事發前耳朵在哭泣的尼瑪‧齊林，他並不太想在下一個登山季回到山上工作，但他也看不到別的選擇。他的教育程度不高，有妻子和兩個小孩，沒有自己的房子，也沒有錢付學費。再過不久，他就會離開昆瓊村去照料他在2009年買下的五隻犛牛，不過他也不知道艱困的日子到底會不會有好轉的一天。「我需要幫助，」他說。他詢問過對於在雪崩裡生還的雪巴人是否有任何救濟補助。得知完全沒有的時候，似乎有那麼一刻，他為自己僥倖活了下來感到悔恨。

在塔摩村，資深登山隊廚師安‧齊里的兒子彭巴‧譚京打了電話給母親，告訴她聖母峰發生山難的消息。他們家開的餐廳外頭，招牌上令他們引以為傲的標誌正是那座奪走他父親性命的山峰。安‧齊里的親友和一名僧人將他的遺體從南崎運回家中。明瑪‧努魯的遺體也以類似的方式運回了普爾特，他的母親在那裡為自己第二個死在聖母峰的兒子哀悼。彭巴‧譚京的家人派了一個男孩沿著波特科西河谷往上走了三個小時，讓他到塔恩加村去通知安‧內米，她的丈夫多杰，也就是安‧齊里的半血緣弟弟，已經命喪聖母峰。

多杰和安‧內米結婚14年，生的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都是在牧養犛牛的小屋裡出生的。他們終年住在海拔3960公尺的山區，其餘的十多戶人家大多只在夏季放牧牲畜時才會來到這麼高的地方。他們幾乎一無所有，只有一片馬鈴薯田、幾隻用來把貨物運到聖母峰的犛牛，以及那棟暗得跟洞穴一樣、只有一個房間的屋子。

在貧瘠得只剩下石頭的鄉野間，這棟由多杰的父親所建造的屋子，就是以石牆圍著石屋頂而成的石屋。孩子們睡在安‧內米每晚鋪在長椅的墊子上，他們有時候會在從學校返家的遙遠路途中閒晃，拿小石頭玩拋接遊戲。五年來，多杰一直在聖母峰為高山登頂國際公司（AAI）工作，在位於南坳的四號營擔任廚師。他和安‧內米一直在存錢，準備在離塔美村較近的地方蓋一棟房子，方便孩子們上學。而且他們已經在瀚帞村的僧院下方挑好了地點。

4月18日收到噩耗以後，由於不知道多杰的遺體在哪裡，剛喪偶的安趕了兩小時的路到塔美村去打電話。她得知AAI會把多杰的遺體運到塔恩加，所以又走回家等待。然而遺體並沒有運來，於是她隔天早上再度步行到塔美村，想知道為什麼耽擱了。早上大約9點30分時，她看見直升機飛過。

直升機降落在房子附近的一片馬鈴薯田裡。AAI公司的老闆陶德‧博爾森、拉克帕‧里塔和彭巴‧譚京將多杰的遺體搬到屋內。孩子們在酥油燈的昏暗光線下看見被包在藍色防水布中、還穿著登山服及登山靴的父親時，不禁哭了起來。

6歲的達‧江布還不懂發生了什麼事，不過他12歲的姊姊明瑪‧多瑪心裡已經有了底。「我爸爸出了什麼事？」她問。拉克帕‧里塔後來說，當時他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我很抱歉，」博爾森說。「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四個孩子都緊抓著護送遺體的男子啜泣；這些男子也在流淚，但他們還有其他痛失親人的家庭要去慰問，也有其他辛苦的任務要進行，所以15分鐘後，他們坐上直升機離開。

你會聽到一些人說，聖母峰最黑暗的一天帶來了些許微光。由AAI在1999年設立的雪巴教育基金會已經安排讓多杰和安‧內米的兒女到南崎巴札的室利喜馬拉雅小學就學。基金會也出錢讓他們從那棟幾乎已經不適合人居住的寒冷小屋搬到「異鄉之家」， 這棟寬敞、明亮的熱鬧宿舍中還有其他57名和他們同年齡的小孩，而且離學校很近。

在雪崩發生後一個月，他們突然有了許多新朋友、變化多端的伙食、藍色連帽大衣、學校制服、牙刷，以及真正的床，讓他們可以在餅乾怪獸娃娃的鬥雞眼凝視下入睡，還擁有他們以前根本無法想像的未來。而這一切的代價，是他們父親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