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地理》雜誌誕生前34年，丹麥哲學家索倫‧齊克果曾語帶尖酸地預言，新近普及的攝影藝術將難逃平庸的命運。他說：「有了銀板照相技術，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肖像照，過去只有顯要人士才有，同時，我們想盡辦法讓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如此一來，只需要一張肖像照就夠了。」

國家地理學會並沒有立意要檢驗齊克果的論點，至少一開始的時候不是。它的使命是探索世界，而學會會刊的灰色頁面也談不上是視覺的饗宴。一直要到許多年之後，《國家地理》雜誌的探險家才開始以相機為工具，帶回了讓雜誌在今日享有盛名的首要來源：能夠改變觀點，甚至改變生命的圖像故事。

一張偉大的照片能將世界的某個珍貴片段超越時空保留下來，使它靜止不動，讓世界的全貌在我們眼前迸發，使得我們眼中的世界再也不同。畢竟，就如同齊克果曾寫的：「真相是陷阱：一旦擁有，便再也無法擺脫。」

今天的攝影是全球現象，是眾多靜態影像的齊聲喧嘩。每分鐘都有數百萬張照片被上傳。伴隨而來的就是每個人都是被拍攝的對象，也都有這樣的自覺──很快，不設防的鏡頭就會被列入瀕危物種的名單之中了。在這種人手一機、到處有鏡頭監看、快門隨時準備按下的變動環境中，《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仍持續脫穎而出。他們固有的個人選擇，比如在什麼時刻什麼光線之下選用何種鏡頭，形塑了他們的攝影風格，但這並不足以說明他們為何與眾不同。事實是，他們最出色的影像提醒我們，一張照片所能做的，遠不止於紀錄真實；它能讓我們彷彿置身前所未見的世界。

每當我提到自己是這本雜誌的一份子時，大家都會睜大眼睛看著我，我也知道，當我不得不補上這一句的時候，他們會有何反應：「抱歉，我只是其中的一名作者。」。《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是飽富閱歷的代名詞、地球所有美景的見證者，也是所有人夢寐以求的工作。我看過《麥迪遜之橋》，我懂，而且一點也不吃味。我也常與《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搭檔合作，工作時的他們讓我欽佩，但沒有絲毫值得羨慕的地方。若說驅使他們的是以超凡脫俗的圖像來說故事的強大決心，那麼阻擋他們的就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連串障礙，如行李超重費、惡劣天候，以及像希臘歌隊的合唱般不斷重複的拒絕聲，偶爾還穿插一些災難，像是骨折、瘧疾或監禁。他們出門一趟就有好幾個月不能回家，錯過生日、節日，和孩子的學校話劇表演，有時，他們身處仇視西方人的國家，像不受歡迎的大使；有時得待在樹上一整個星期，或是吃蟲子當晚餐。再補充一點，雖然愛因斯坦曾經輕蔑地以lichtaffen（趨光的猴子）來指稱攝影師，但他可不需要每天凌晨三點就上工。別把這高貴的工作與表面的光鮮亮麗混為一談。除了他們的影像以外，這些同事幾乎讓我同樣讚嘆的，是他們能夠愉悅地承受苦難的本事。

對此，他們顯然甘之如飴。這些人的出身背景各異，可能是美國印第安那州或亞塞拜然的小鎮、小兒麻痺症的隔離病房，或是南非軍隊，但同樣受到相機的魅力牽引。隨著歲月的累積，他們的作品反映出對不同事物的熱情：人類的衝突與消逝中的文化；大型貓科動物與微小昆蟲；沙漠與海洋。《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的共通點是什麼？探索未知的渴望、承認無知的勇氣，以及足夠的智慧去體認他們當中的一位曾說過的：「照片從來就不是『拍』出來的，它永遠都是被『給予』的。」

在採訪現場時，我曾看過背著相機的同事花好幾天甚至好幾週的時間，坐在拍攝對象身旁，只是細細聆聽，發掘他們可以與世界分享的人生體悟，直到最後才將手裡的相機舉到眼前。我們的攝影師曾以累計數年的時間深入與世隔絕的天地，拍攝馴鹿游牧民族薩米人、日本藝妓和新幾內亞的天堂鳥。這種全心投入的成果就顯現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的，是他們對敢於信任一個陌生人、願意敞開自己僻靜世界的大門的拍攝對象所感到的責任感。放棄設計好的畫面，選擇將攝影視為鏡頭兩端兩個靈魂間的合作，其中所冒的風險和耗費的時間都高太多了。

良知，是凝聚這些攝影師的另一個共通點。感受聖勞倫斯海灣的菱紋海豹優雅的游水姿態，就會同時目睹牠們棲息地的脆弱，看到氣候變遷直接導致幾十隻小海豹因浮冰崩塌而溺斃。見證剛果民主共和國黃金礦區戰爭的苦難，也能讓人浮現一絲希望：讓瑞士的黃金商人看見自己為了牟取暴利所引發的悲劇，或許他們就會停止繼續購買那些黃金。
過去這125年證明了齊克果對於攝影的論點是錯，也是對。《國家地理》雜誌的照片展現的不是這個世界的千篇一律，而是它讓人讚嘆的多元樣貌。不過，也有愈來愈多照片記錄了因為人類對同質化的追求而受到威脅的社會、物種和自然景觀。如今，雜誌的探險家被交付拍攝的地方與生物，可能在一個世代以後就只會存在於報導的頁面中了。對此，你如何能置身事外？如果說我的同事都染上一種癮，那就是想借用這本經典雜誌驚人的影響範圍和力量來拯救這顆星球。這麼說太妄自尊大了嗎？問問瑞士的黃金商人吧。他們在日內瓦的展覽看見馬克斯‧布里斯戴爾的照片之後，幾乎一夕間就終止了對剛果的黃金採購。

當然，每一個專業攝影師都希望能拍出曠世鉅作，那是機運與技巧一生一次的遇合，能讓一張照片立刻躋身攝影的最高殿堂，與喬‧羅森索的硫磺島、羅伯特‧傑克森撞見傑克‧魯比射殺李‧哈維‧奧斯華德，以及阿波羅八號太空人捕捉到的彩色地球全貌等照片齊名。然而，拍下扭轉歷史的瞬間並非《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的職志。雜誌有史以來最具代表性的照片不是哪位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而是阿富汗少女莎爾巴特‧古拉。1984年，攝影師史提夫‧麥凱瑞在巴基斯坦的難民營中偶遇這名少女時，她大概才12歲。在1985年6月號《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上，她灼熱的海綠色雙眸向全球讀者訴說了一千名外交官和救援人員也說不出來的故事。阿富汗少女的凝視穿透了我們的集體潛意識，讓盲目輕忽的西方國家驟然停下腳步。這就是真相的陷阱：只要一瞬間我們就認識她了，再也無法漠不關心。

麥凱瑞拍下這張不朽的肖像，早在網路普及與智慧型手機問世前。在每天如雪崩般大量襲來的影像下，這個世界似乎早已麻木了，那雙眼眸是否仍能穿透一切的龐雜無序，將關於我們自己、還有我們美麗卻岌岌可危的地球的重要訊息傳遞給我們呢？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