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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1 2015

新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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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紐約

紐約的天際線正經歷戲劇性的改變,不僅在曼哈頓如此,在東河另一側的布魯克林與皇后區也一樣。美國最高的建築物,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在最早的移民建立家園的砲臺公園北方巍然聳立。Photograph by George Steinmetz

撰文:彼得.漢米爾 Pete Hamill

攝影:喬治.史坦梅茲 George Steinm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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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還是個八歲男孩的我站在布魯克林一棟三層樓高的出租公寓屋頂上,第一次感受到驚奇。

當時是1943年,我們在數週前離開了位於吵雜工廠旁邊的潮溼一樓公寓,搬到這個沒有暖氣的頂樓。我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人爬到新家的屋頂上過。太危險了,我母親說,那是人造的懸崖。

黃昏時,我的朋友都回家吃飯去了,我的母親在外面採買,我試探地冒險爬上最後一段樓梯,覺得現在不上去,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我打開門,踏進一個充滿木板、礫石、煙囪、在籠子裡發出咯咯聲的鴿子和晒衣繩的世界。那一瞬間,我覺得我的人生改變了。

向西邊望去,在港口另一端的遠方,太陽正沉入一個我只知道它叫做「澤西」的地方。雲層緩慢地翻騰著,在前景的雲是暗的,遠處的雲邊緣鑲著橘色。貨船緩緩地移動,在黑色水面上劃出易斷的白線。在曼哈頓,高聳的建築因為在戰時而沒有一點燈火,融入漸暗的天空。遠方參差不齊的輪廓之上,幾顆星星隱約閃爍,像是刺穿深藍色帶條紋的天空夜幕的小洞。我的下方是五十幾間房屋的屋頂。這一幕是形狀、色彩和神祕陰影的炫目展現,超越了我們稱為「街坊」的這片區域的局限。

我想說點什麼,但詞窮了。我當時還不知該如何形容我的感受。那個詞想必是「驚奇」。

還有許多驚奇是我在後來漫長、豐富的生命裡所經歷的,其中多數都發生在我跨越街坊想像中的界線、「到紐約去」的時候。當時,我們說「到紐約去」就是去曼哈頓的意思。

我們客廳的窗戶下方就是第七大道,流線型的有軌電車在大道上南北往返。第九大街的地鐵入口召喚著我們。這些發出激烈金屬噪音的列車飛馳進漆黑的隧道,再從黑暗中浮現,停在第四大道,車門打開,能看見天空,乘客上上下下,車門關閉。列車再次隆隆地向前行駛,奔向曼哈頓的驚奇。

我弟弟湯姆和我都熱愛第一節車廂,在那裡我們可以站在車門的窗戶旁,看車站從遠方浮現,成形,然後被光線照亮。我們會搭地鐵去唐人街和小義大利。陌生語言的聲音。難解文字的手繪招牌。巨大的建築物逼近曼哈頓的天空,與布魯克林低矮的天際線那麼不同。一架B-25轟炸機在1945年7月那多霧的一天撞上帝國大廈後,湯姆和我搭地鐵去親眼一見。

接下來那些年,我迷上了走路、漫畫、繪畫、道奇隊、閱讀和棍球,還有比莉.哈樂黛、愛迪.琵雅芙,和我最喜歡的法蘭克.辛納屈的音樂。和那個年代、那個地方的所有人一樣,我很窮。但是我透過廚房的收音機擁有這些歌曲,在走路時哼著他們的音樂。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有時會在週末搭地鐵,在一個我沒去過的地方下車,然後開始走路。我看著那些房屋、出租公寓、遊戲場、學校、商店、教堂、猶太會堂,試著想像這些我不認識的人的生活。每一個新的街坊都既熟悉又陌生。當然,那時的我還不知道,我在訓練自己成為作家,尋找這座廣大城市和它的市民的故事。

我不再是八歲或18歲。我80歲了。如果說紐約給人的驚奇感,在這座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城市裡愈來愈難尋得,那並不是因為一些膚淺的懷舊之感。我們紐約客知道自己住在一座充滿活力的城市裡,永遠在改變、演化、建設。有時候變得更好,有時不然。

我這一代土生土長的紐約客,在很久以前就學會了接受失敗。特別是身為道奇隊球迷的我們。沒錯,即使是棒球史上最偉大的打者,擊球十次裡面也會有六次失敗,棒球因此教會了我們許多人生道理。但是道奇隊自1940年代晚期到1950年代初期持續在世界大賽中輸給洋基隊,讓我們覺得既悲慘又受傷。我們的口號一貫是「等明年吧。」一直等到1955年,布魯克林終於在那年贏得世界大賽之後,報紙的頭條寫著:「今年就是明年。」但兩年後,道奇隊匆匆遷往加州,我們失去了道奇隊。

當然,我們也失去了艾比斯球場和馬球球場,而最後,連舊洋基體育場也沒了。我們失去了老麥迪遜廣場花園,和同在第八大道、離廣場花園不遠的斯的爾曼拳擊館,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偉大的拳擊手舒格.雷.羅賓遜受訓。這些是我們稱為「運動」的世俗宗教的簡陋禮拜堂和沒有屋頂的大教堂。失去它們是不可原諒的事情。至少我們當時這麼覺得。

街坊當然改變了,有幾個街坊失落了。在1950年代中期,海洛因來到了我居住的街坊。1980年代的快克古柯鹼的氾濫更嚴重。受惠於《美國軍人權利法案》教育津貼的第一代勞工階級紐約客開始早早搬離。他們將對紐約的鄉愁與遺憾裝入私密的行囊,搬到美國的其他地方。多年來,我收到過一些人來信,信中充斥著失落的痛楚。我也常有那種感覺。

作為一名記者,我紮根於紐約。但我同時也是個異國的漫遊者。我熱愛墨西哥的人民、音樂、食物和文學。我也曾經在巴塞隆納、羅馬、波多黎各、愛爾蘭生活過。我曾經報導過越南、北愛爾蘭、尼加拉瓜,以及黎巴嫩的戰事。在我所到之處,我都是個步行者,法國人稱這種人為「漫遊者」。我想要看見,而不只是觀看。我直到36歲才學會開車。

數年前,我讀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所寫的一些字句,讓我釐清了有關我的本性和其他像我這樣的人的一些事。「如果你有一個穩固的故鄉,和一些穩固的關係,」他說,「那你的某個部分永遠都是自由的;你可以走遍世界,因為你知道自己屬於哪裡,你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我回去的地方很明顯依舊是紐約。

但是,當我邁入老年的模稜兩可,當驚奇往往摻雜著遺憾,我的心常常因雙眼所見而變得沉重。我心愛的紐約不太好。沒錯,很多事情都變好了:學校、食物、種族關係、公共安全,甚至是大家的行為舉止。這座城市比我年輕時更富有,也更健康了。但是紐約建築的外觀變得更冰冷和疏離,少了人性,像是在冷笑。在曼哈頓,新的超細、超高建築遮蔽了天空,在曾經由陽光撫觸的街道上投下傲慢的長長陰影。這些街道交通壅塞,充滿了跋扈的大型豪華轎車、鳴著喇叭的黃色計程車與巨大、發出低沉聲響的貨車。

身為一個經常走在街上的市井小民,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些新大樓多數所表現的是高超的工程技術,不是建築之美。即使在我心愛的布魯克林,也有新的巨大箱型建築正在興建。開發商甚至宣布了建造「布魯克林帝國大廈」的計畫。布魯克林無垠天空下撫慰人心的驚奇正在消逝,現在只有在遙遠的高樓層才看得見。

所以,沒錯,這可說是首哀歌,寫的人是個老頭,像其他老頭一樣努力掙脫對失落過去的渴望。我穿越今日這座大城市中曾經熟悉的地區,像從前一樣停下腳步時,太常看見早已不在的人們的身影。許多朋友。幾個愛人。多少次,我以卡內基熟食店的午餐開始我的一天?好友們聚集在桌前,笑聲連連。之後,我們會沿著57街散步,品味人間百態。現在,那條街叫億萬富豪街。以前,它不過是另一個街坊。

那裡曾立著一棟旅館,德雷克酒店。有一次,我和一位讓我放聲大笑的黑道兄弟在酒店的吧臺待了兩個小時。稍微往市中心那邊一點,在溫特沃斯酒店,曾住著一位認識達蒙.魯尼恩的公關,是他說服我更認真地閱讀魯尼恩的作品。同一個街區再往下走是紐約州拳擊委員會,我曾經在那裡採訪賽前的選手過磅。那裡以前是……

取代舊時我熟悉建築的新建築有的高達90層樓,直入紐約雲霄。整座曼哈頓島似乎都因新建築而閃閃發亮,玻璃外牆在晴天時讓所有人都為之目盲。

這些超高建築的所有者多數都超級富有──常常是來自中國、墨西哥、巴西、俄國的全球菁英──他們選擇以完全合法的規避方式隱藏自己的身分。最極端的例子或許是億萬富豪街上高426公尺、有88層樓的公園大道432號。它高高在上的統領附近的街區,看起來像極了在對我的城市比中指。

就連經典的舊建築也變成現代化的豪宅。其中之一是美好的伍爾沃斯大樓,這棟大樓於1913年落成、曾短暫位居紐約最高的建築。雖然被身旁的新鄰居比了下去,它宏偉的風采仍統御城市中心。要知道,這是因為歲月讓伍爾沃斯大樓更添了風采。

1950年代,我是個剛從海軍退伍的小伙子,在百老匯大道120號工作,從那裡走到1890年以前紐約最高的建築三一教堂只要三分鐘。我最愛在午休時間往上城區的方向走幾條街區去市政廳公園,找一張沒人坐的長鐵凳或乾涸噴泉的邊緣坐下,往上看伍爾沃斯大樓正面的新哥德風格裝飾。我會想像手藝高超的歐洲工匠是怎樣讓這些牆面有了生命。

據說,想買下位於57樓、834平方公尺的伍爾沃斯大樓頂樓豪華公寓,要花1億1000萬美元。曾經,用這個價錢能買下我住的那一整片布魯克林街區,還會剩下一大筆錢。但是在心底深處,我知道我很想住在那裡,每天傍晚期待幽靈出現。

當然,在遙遠的未來,這些新的超高建築可能會獲得類似的情感底蘊。有這個可能,但我很懷疑。這些建築的面容多數是空白的。房地產業一直都充滿階級問題。但是這些新建築似乎是巨富的禁臠。報導指出它們的住戶經常在移動中。很難相信他們會參加家長會或鄰里協會,或認識他們街角熱食店的老闆。我可能是錯的。他們可能充滿人性,有著滿滿的笑語和好心腸。但是,他們之中似乎不太可能產生亨利.詹姆斯、伊迪絲.華頓或是路易斯.奧金克洛斯這樣的人,懂得把優渥的生活轉化為一種散文詩。他們住在垂直的堡壘裡,隔絕在我們其他人之外。他們一定有寂寞的時候。

而這指向了對正在發生的巨變的另一個異議:街坊所扮演的角色沒有獲得正視。

就某些方面而言,每個紐約街坊都是一個小村落。各有各的階級身分,有些還有真實存在的族群特色。各有各的獨特風格、和屬於它們的獨特街頭生活。華盛頓高地過去住的幾乎都是愛爾蘭人,現在多數是多明尼加人。我年輕時,東哈林是波多黎各人的天下。今日多是墨西哥人。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也曾都是愛爾蘭人,現在多為墨西哥人和中國人。下東城區過去主要是勞工階級的猶太人居住。今日,是穆斯林和千禧世代的年輕人一起在果園街擺攤。

還有許多小村落,有著像是諾利塔、登波、南坡等新名字。我希望它們能壓倒超高大樓。我希望那裡的人能過得像我們以前一樣開心。

距離我在翠貝卡的無隔間公寓兩個街區之外,倒是有一棟新建築讓我佇足,投以欣賞的目光,並感到一種審慎的希望。地址是倫納德街56號。只有頂樓的公寓以玻璃包覆,所以建築不會反射出帶著輕蔑意味的刺眼陽光。一直到將近60層的頂樓都有陽台,讓這棟建築有凹凸起伏而可親近的外觀。天氣好的時候,我們有機會看到真人出現在外面的陽台上:吃飯、密謀、閱讀、歡笑、說謊、打盹,或批評對手。他們遠在街道上方,沒錯,但真真確確是人。那是空中的街道生活。

紐約最棒的風景,可能要從高處看,如同喬治.史坦梅茲透過他出色的照片讓我們所看到的。史坦梅茲從直升機或是他設計的「飛天草坪椅」上捕捉影像,讓他能自由地看見這世界的沙漠、海洋、叢林、城市。不僅是看它們,而是看見它們。突然間,透過他的眼睛,我們來到紐約上空。第一次看到史坦梅茲的照片時,令我多年來第一次再度感受到驚奇。

一天下午,受到史坦梅茲的照片啟發,也為了感受驚奇,我造訪了2001年9月11日原建築被撞毀後重建的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那個宜人的早晨我就在附近。北塔遭到攻擊後,我看見微小的人影從火焰中往下跳,看見南塔倒塌,看見警察、消防員、攝影師和記者在其他人都在逃離時趕往起火的建築。身為記者,我在後來的數週間不斷返回這個承受太大災難、卻擁有更多勇氣的街區。

現在新大樓終於落成開放了,我覺得自己應該去一趟。樓高541公尺(1776英尺,是美國獨立那年),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是這座城市(和這個國家)最高的建築。搭電梯到第102樓需要48秒。沒有移動的感覺,沒有身體被往下拉的感覺。電梯裡會播放紐約歷史的縮時全景影像,世貿雙子星大樓只出現短短四秒鐘。在仿佛輕聲嘆息的聲響後,電梯門開了。

我走入封閉式的觀景臺。從這些窗戶,我可以眺望四面八方。北邊可以看到溯哈德遜河而上 50公里遠的地方。東邊可以看到我的故鄉布魯克林區、皇后區的一部分和長島的一小片。南邊可以看到韋拉札諾海峽大橋,以及遠方廣闊的大西洋。往西可以看到紐澤西,以及小小的自由女神像,它是我們最有名的法國移民。

我靠近窗戶向下看。伍爾沃斯大樓,就在那裡。我的最愛,依然在那裡,在暮色中變換著顏色。我的視線短暫模糊了。

這片風景固然壯麗,我並未感到驚奇。反倒是看見了我父親和他的街坊友人艾迪,在我前面爬上地鐵站的階梯,走到科特蘭德街和無線電街上的奇觀之中。燈泡、真空管、延長線、新舊收音機在攤位、商店、棚子下閃爍光芒。

我也記得無線電街在1966年走入歷史。無線電街被夷平,讓位給最初的世界貿易中心。我父親不是唯一一個從未原諒他們的紐約客。但就像其他紐約客一樣,我不情願地習慣了雙子星大樓的存在。就算不曾愛過它們,我已經熟悉它們了。現在我也想念它們。

過了一會兒,我想回到地面。看看陌生的面孔、看看他們眼中的心不在焉、悲傷、喜悅、笑意。

我下降到地面。人行道上有個年輕訪客問我要怎麼去上城區。我指出地鐵站給他看。
他微笑。「不,我想知道全程怎麼走。」

我幫他指路,要他先到教堂街;往北;在威弗里街左轉,就會走到華盛頓廣場,然後……

「好好欣賞街區,」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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