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蘿拉‧史賓尼 Laura Spinney

攝影：亞利士‧韋伯 Alex Webb

2013年2月10日，印度北部的阿拉哈巴德市一座火車站人滿為患，推擠踐踏之下導致36人死亡。當時這座城市很擁擠。非常擁擠，因為這裡正在舉辦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集會――大壺節，主管當局估計當日城內的朝聖者人數達到最高峰，約有3000萬人。那起推擠事件登上了全球的新聞頭條，也是大多數非印度教徒對這個慶典的記憶。但是，大壺節還有另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

故事始於推擠意外發生的兩週前，地點在距離火車站約6.5公里的恆河岸邊。這天是大壺節慶典的第二大沐浴日。黎明尚未破曉，霧氣籠罩在河上，滿月照亮了群聚河邊的人群。這裡已經有數千人，但氣氛一片祥和，大家凝聚一心。沒有發生推擠，更沒有出現恐慌――只有堅定的決心：他們涉水而入，將身體浸沐在冰冷的水中，然後再涉水離開。大家彼此禮讓，相互幫忙。儀式完成，沐浴者的心情轉為喜悅。「你感覺如何？」我問一位身上腰布溼淋淋的男子。「精神百倍，」他說，這時兩個、接著三個、然後是四個剛來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

一名警察從旁觀察，他的工作就是要讓人潮持續流動，因為這天預計會有不下700萬人來這裡沐浴。「每個人光靠自己，是無法做到的，」他說。「他們是彼此力量的來源。」他的話和我的想法相同。這些群眾散發一股能量，產生一種整體比所有個體總和還要大的感覺。19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幹為這種感覺創造了一個詞：集體亢奮。他深信集體亢奮對個人健康有正面的影響。他的見解在20世紀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群體暴力下遭到忽視，但說不定真有什麼地方被他說中了。群眾是不是被誤解了呢？

西方普遍認為人群聚集時會放下個人身分，同時也會失去判斷力與道德行為能力――這些能力都是我們之所以為人的重要特質。

「我們的研究顯示，事實上，群眾對社會至關重要，」英國聖安竹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史帝芬‧雷徹說，「它有助於形塑我們對自己的認知，也有助於形塑我們與他人的關係，甚至會影響我們身體的健康狀況。」

為了驗證這個概念，雷徹和他的同事來到這個對印度教徒具有強大精神意義的地方。這裡是神聖的恆河、雅木納河、以及第三條只存在於神話中，名為薩羅薩伐底（印度教女神「妙音天女」音譯）的河流交會之處。根據經文記載，古代眾神與惡鬼在這裡交戰，打翻了能讓人長生不老的甘露。在_這些河流的匯流處沐浴的印度教徒能洗去罪孽，離極樂世界更近一步。

每年都有數百萬人前往阿拉哈巴德朝聖，在一場稱為「美拉」的集會中進行這項沐浴儀式。當星體12年一度、以特別祥瑞的方式排列時，集會的規模還會比平常再大上一等，而恆河氾濫平原上會搭起宛如一座大城市般的許多帳棚，舉辦大壺節慶典，或稱「貢巴」。2013年，為期56天的大壺節估計吸引了7000萬人。「美拉」集會總是引發外人好奇，主要原因是一排排赤身露體、吼叫咆哮、身抹灰泥的聖者所營造的奇特場景。雷徹和他的同事關注的焦點則不是這個。他們所感興趣的是前來融入群眾的人，而不是在群眾中特別突出的那些人。

我搭乘吉普車來到離恆河與雅木納河匯流處半小時車程、但還在帳棚「城」範圍內的地方，70歲的畢尚博‧納特‧班迪和他65歲的妻子畢姆拉邀我進去他們的帳棚。泥土地上鋪了地毯，除此之外沒有什麼設備。班迪一家是「卡帕瓦西」，也就是前來「美拉」待上至少一個月，並在這段期間過著刻苦生活的朝聖者。他們向我描述了自己的日常作息：黎明前在河裡沐浴、吃一頓簡單的餐點、做做家務、祈禱、誦經。

「你在朝聖期間生過病嗎？」我問。卡帕瓦西絕大多數是老年人，他們的帳棚沒有暖氣，而夜晚氣溫常常降至接近冰點。根據當地官方的測量，恆河受到穢物與工業廢水嚴重汙染，非但不可飲用，用來沐浴也不安全（卡帕瓦西兩者都做）。而且由於廣播系統24小時不間斷地播放音樂、講道及公告事項，他們帳棚裡的噪音強度處於76到95分貝之間，這麼大的音量長時間下來足以導致永久性的聽力損失。

班迪搖搖頭。這是他第12次參與「美拉」，而且每次結束回家時的心理狀態都比剛來時更好。照他的說法，「與眾神同住」能讓他忘卻朝聖期間的困苦。「我的心靈是健康的，因此身體也是。」

2011年「美拉」開始之前，史帝芬‧雷徹的同事，阿拉哈巴德大學的舍魯提‧帝瓦里組了一個田野工作團隊，到鄉下去調查416名即將參與朝聖的卡帕瓦西的心理與生理健康狀況。他們也對這些卡帕瓦西的127位鄰居做了同樣的調查。「美拉」結束一個月後，他們又回去對兩組受訪者進行同樣的問卷調查。他們還在慶典期間訪問了這些卡帕瓦西，把他們的體驗記錄下來。

他們的發現一定會讓涂爾幹欣喜若狂。留在村裡的人自陳在研究期間，健康狀況沒有任何實質改變。另一方面，參與朝聖的卡帕瓦西則回報健康狀況改善了10%，包括疼痛和呼吸急促的狀況減輕、焦慮感降低，而且更有精力――效果媲美某些特效藥。不僅如此，這些良效還會持續好一段時間――至少數週，甚至可達數月。

為何群眾歸屬會改善健康？心理學家認為這個效果的基石是「集體認同」。「一個人會從『我們』而不是『我』的角度思考，」雷徹任職於英國丹地大學的同事尼克‧霍普金斯解釋，而這樣的思維會進而改變個人與他人的關係：「這讓人產生根本的變化，觀點從『人我有別』轉變成『人我一體』。」人們相互支持，由競爭轉為合作，並且能實現光憑個人力量無法達成的目標。它能誘發正面情緒，不僅使人在面對苦難時更有韌性，同時也更健康。

因此，身為某個群眾的一分子，而且是對的群眾，可能和比較私人的社會關係一樣，都能對個人有所助益。我們知道，社交互動能激發抗壓機制，並且對免疫系統及心血管系統有正面影響。舉例來說，社交關係活躍的人，血液中流動的炎症相關分子往往濃度較低。他們比較不易死於心臟疾病和某些癌症，而且有證據顯示，他們亦較不易出現老化導致的認知退化。他們對疫苗接種的反應也比較好。他們傷口癒合的速度甚至可能比別人更快。

雷徹為生理與心理群眾定下了一個關鍵性的區別。生理群眾――例如捷運上摩肩接踵的通勤人潮――並沒有集體認同。雖說擁有很強的社會連結和身邊圍滿了人並不一樣，但它卻和歸屬於一個心理群眾團體有很大的共通點，那就是兩者都擁有群體共享的身分認同。而這種從「我」到「我們」的轉移所改變的，不只是我們的生理系統。

「身為群眾的一分子能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雷徹的同事，來自英國艾克塞特大學的心理學家馬克‧勒文說。「它能夠改變你的知覺。」在訪問中，卡帕瓦西通常將「美拉」現場的喧鬧聲描述成極樂之音。「在你耳中迴盪的是神的名字，」其中一位說。「噪音？」另一位說。「噢，這才是真正的妙音。」

這個研究來得正是時候。自從上次的大壺節在2001年舉辦至今，人類已經跨越了新的界線：有史以來，全世界人口首度有超過半數居住在城市。儘管城市裡的犯罪率、汙染及擁擠程度都很高，當科學家談到健康時卻總會提到「城市優勢」。而且不只是在談到健康時。

200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篇論文提出一個論點，那就是當城市人口增長時，該城市的社會互動程度也會跟著成長，只是速度更快――而這對藝術、知識、財富等各方面的創造都有正面影響。「平均來說，會出現10%到15%的額外好處，」論文作者之一，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社會學家德克‧賀爾賓說。「所以說，有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驅使我們群居在一起。」

要創造城市優勢，城市的基礎設施就必須具有實現它的能力。如果喝的是汙染的水，集體亢奮也不會讓人更健康。歷史上，「貢巴」和另一個大規模宗教集會「哈吉」（穆斯林信仰中的麥加朝聖）都經歷過傳染病爆發及人潮踩踏或其他群眾事件。雖然這類威脅一直都在，但公共衛生措施的改善和對群眾動力更深入的了解，正在逐步縮小這些事件的影響範圍。

2013年，阿拉哈巴德並未爆發嚴重的傳染病。由帳棚組成的貢巴「城」占地超過25平方公里――面積大約是台北市的十分之一。居住區域分成14區，各有各的醫院、警察局、道路、雜貨店，以及電力及飲水供應――這些建設一直到前一年11月、雨季帶來的洪水消退後才能動工；從這個角度想，就知道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規畫得非常好、非常乾淨、運作很有效率」是哈佛大學都市設計與規畫教授拉胡爾‧梅哈洛塔在觀察過慶典後所下的結論。

「貢巴」管理當局在規畫場地配置時，也考量到群眾管理。例如：離開沐浴地點的動線寬度大約是入場動線的兩倍。這一年，群眾管理的工作落在阿拉哈巴德區的警察總長阿洛克‧夏爾馬身上，他手下有1萬4000名警力及準軍事部隊可調度。2月初我與他見面時，他向我解釋他的基本策略包括移轉及分散人潮，運用繞道來避免人潮在容易發生危險的地點聚集。

容易發生危險的地點之一就是中央火車站，因此警察會監控火車的進站情形。「人潮超過500人以上就必須回報，因為我得為他們騰出空間，」夏爾馬說。他也很擔心橫跨在河上的18座浮橋。他認為那些橋太狹窄了。人群集中上橋的位置都有可能發生推擠。「我們可以指出潛在的危險地點，」他說，「但我們無法預測意外會在何時或何處發生。」

沒有人預料到2月10日在中央車站發生的人潮踩踏事件。事情發生時，雷徹已經回家了，但我記得在他與他同事所做的一次訪問中，他們請一位卡帕瓦西形容她在火車站人潮中的感受。「大家都認為他們的力量比你大，可以把你推來推去，」她說。接著他們請她形容對「美拉」本身的感受：「人們關心你。他們對你非常客氣：『來，這位媽媽，〔他們說，〕慢慢走。』」

雷徹在一封從聖安竹斯寄出的電子郵件中寫道，那次人潮踩踏事件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朝聖者已經不再是一群心理群眾。他們身邊的其他人都不再是某個較大群體的一分子，而是想在返家火車上占位子的競爭者。

這些心理學家並不否認人潮中會有壞事發生。如果某一群群眾的目標具有破壞性，他們就會實現那樣的目標。以2011年發生在英國的城市暴動來說，它的特徵即是搶劫和縱火。但是心理學家認為，集體亢奮用在好的地方時也可以是強大的動力，這一點卻一直遭到忽視。2009年我初次見到勒文時，他才剛完成一份英國某城市公共場所酒醉衝突的監視器畫面分析報告，他的結論是：一場衝突會演變成暴力事件與否，旁觀者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換句話說，當暴力事件有可能發生時，群眾可以發揮緩和的作用――這個發現與之前針對所謂「旁觀者效應」所做的研究完全相反；這些研究提出，某些人在群眾裡會放棄他們的個人責任，束手無策地目睹可怕的事件在他們面前上演。雷徹和他的同事曾研究過宗教信眾、足球迷、政治遊行和音樂節的群眾。

「要如何依循自己的信念而活，在一群卡帕瓦西和一群搖滾音樂會的觀眾中會以不同的形式呈現，」雷徹說。「但背後的過程都是一樣的。」《生活》雜誌在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開幕日的報導中引了一名主辦單位人員的話，這名主辦人員一直到當天才發現到場的人將比他預期的還要多。「這裡的人多到爆，」他說。「如果這件事情要成功，最好記住你身邊那個傢伙就是你兄弟。」大家真的都記住了，而為期三天的音樂節中，眾人記得的除了泥漿、食物短缺以及交通阻塞之外，還有愛與和平。

「大壺節之成功的原因是良好的基礎設施加上心理合作，」雷徹說。但在較先進的工業社會裡，合作的力量一直以來遭到忽視，而我們可能正為此付出代價。

舉例來說，過去50年美國的預期壽命有所增長，不過增長速度不如其他已開發國家。美國的預期壽命因此在世界排名中下滑，如今與衛生支出低得多的智利和波蘭相近。根據哈佛大學社會流行病學家麗莎‧伯克曼的說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美國人在社交上愈來愈孤立。她也指出顯示社群意識下滑的證據。「我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社會性的動物，」她說。

我們從中所獲得的啓示就是要「愛你的鄰人」，因為你的鄰人會鼓舞你成就更偉大的事，這是69歲的退休教師，同時也是卡帕瓦西的瓦許什‧納拉揚‧米什拉告訴我的。我問他怎麼會有勇氣在冷冽的早晨跳入水中。「因為我看到比我年長的人沐浴，那鼓舞了我，」他說。「那是誰鼓舞了他們？」我問。他回答：「是神。」

這也就是困難的地方：並不是想要，就能加入心理群眾。看著快速奔流的褐色河水，尤其是我還知道河裡有大量的糞便大腸桿菌群，我實在無法說服自己看到的是長生不老的仙水。這是否意味必須要有與生俱來的認同，才能和集體共享它？不：信仰的轉變是會發生的。

在這座速成帳棚城市的深處，我遇見吉妲‧阿胡加，她描述了自己的轉變。她是通用電氣公司的資深財務經理，住在美國賓州的伊利，「生下來就是個懷疑論者，有諸多惡習」，直到她2007年在德州達拉斯聽到一名印度教智者的談話。「他談到物質世界中的關係有多麼無常，」她說。「那段話觸動了我。」她成為他的弟子，生命從此獲得意義。

吉妲說起一部古老的印度史詩：「《薄伽梵歌》中寫道，不信仰追求永恆真理的同伴，是無益的同伴。」當她試著描述身邊有志同道合之人相伴的感受時，畫著誇張眼圈粉的雙眼閃閃發亮。她用了「振奮」這個詞。但她也提醒，如果「貢巴」對你毫無意義，它看起來就會像「一場變化萬千的空無，像拉斯維加斯，像迪士尼樂園一樣，只不過是一場大拜拜。」

但一個人即使沒有改宗信仰，也能為集體亢奮的力量而讚嘆――有一名男子在1896年的「美拉」就有這種體驗。「像那樣的信仰所帶來的力量真是美妙，」他寫道，「它讓許許多多的老弱者和幼小者毫不猶豫、毫無埋怨地踏上這些不可思議的旅程，並且默默承受因此而遭遇的苦難。」這名男子是美國人，他的名字叫馬克‧吐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