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站都有病患與傷者在等候火車。在坐落於斯塔諾夫山脈白雪皚皚的山峰之間、住著742個居民的哈尼村，患者從混凝土建築中走出來，沿著鐵軌兩旁聚集。他們都要看病。一名男子喝醉後跌下樓梯，雙腳的腳踝都摔斷了。一位在村裡唯一一間學校教書的老師想要讓14歲的女兒接受身體檢查；她女兒一個月前得了盲腸炎，相當幸運地搭上貨運列車送醫治療，歷經極度痛苦的三小時車程後在查拉切除了盲腸。

這些人和其他病患現在正等著登上馬特維．穆德羅夫醫療列車。這是哈尼最重要的生命線：一個擁有基礎設備、診察室，以及12至15名醫生的流動醫療診所。馬特維．穆德羅夫醫療列車由俄羅斯國家鐵路局營運，而這個名字是來自一位在19世紀時協助俄羅斯建立臨床診療制度的內科醫生；列車行經一座座村莊，在村裡停留一天為村民看病，然後繼續沿著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延伸數千公里的鐵軌前進。

哈尼在許多方面都是鐵路沿線社區典型的樣子：一個滿是粗礫和石塊的中庭，四周圍著五層樓的組合式公寓大樓，這就成了村鎮的中心，但看起來人煙相當稀少。這裡的居民沒有自己的外科醫生，也沒有專科醫生――只有一間設備還停留在蘇聯時代的小診所和一位只有牙科背景，卻什麼病都得看的醫生。對許多人來說，馬特維．穆德羅夫醫療列車就是他們唯一的專業照護來源。

下午時，我跟哈尼唯一的一名警察出去走走；他名叫尼可萊‧科列斯尼克，今年29歲，有著像孩子般的光滑肌膚與顏色淺得近乎呈半透明的金髮。他上一個冬季才來到這裡；在此之前，村子有六年時間連一個警察也沒有。他才來這裡一個月，唯一的一雙靴子就開口笑了，但是由於村裡及附近地區都沒有服飾店，他只得搭20個小時的火車，回到地區首府買雙新靴子。

與哈尼因為地處偏遠而為科列斯尼克的工作所帶來的影響相較，買不到靴子只不過是小麻煩罷了。這個村莊沒有監獄，也就是說他無法逮捕重刑犯。他甚至無法執行酒後駕車的法規：他連呼吸式酒測計都沒有，更別說是請醫療技術人員來做具有法律效力的分析了。村裡沒有停屍間，甚至連有資格簽署死亡證明的醫生都沒有，這代表屍體要停放在鐵路旁的一棟老舊磚造倉庫中，等待病理學家搭火車來處理。

儘管如此，科列斯尼克仍強調自己很享受這裡的一切。這裡的生活比較單純，居民比較和善，而且工作步調也很和緩――他喜歡當地人，而從他在村鎮中走動時人們對他友善點頭的舉動來看，當地人也喜歡他。

然而，跟他一樣對這裡有好感的人並不多。

三天前，他女朋友帶著他們七歲的女兒離開了。「我這輩子再也不會回來這個地方，」她告訴他。

馬特維．穆德羅夫醫療列車為貝加爾－阿木爾鐵路（簡稱貝阿鐵路）沿線幾十個像哈尼這樣的村莊提供服務；這條鐵路會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它從貝加爾湖延伸至阿木爾河。貝阿鐵路全長4300公里，與較為人知的西伯利亞鐵路平行，不過貝阿鐵路位於西伯利亞鐵路北方，相隔約650公里。它建於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是蘇聯的最後一項重大建設――就和之前的其他重大建設一樣，是建造來展現人類征服大自然的成果，而讓這一切化為可能的是蘇聯的工程技術與蘇聯人民的意志。

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將建造貝阿鐵路的大部分工作交給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負責，讓這項工程洋溢著歡欣鼓舞的氣氛。1978至1984年間，有50萬人參與此項建設。他們都是被「在森林中的木造工寮裡睡去」的浪漫幻想，以及比蘇聯平均工資高三倍的薪水吸引而來的。許多工人甚至得到承諾，在參與貝阿鐵路建設滿三年後，他們會得到一張新車提領券；在當時，這可是近乎神話的奢侈享受。

這些開拓先驅並不知道這個規模浩大的試驗不出幾年就會告終。1991年蘇聯瓦解，宣傳及維護貝阿鐵路的資源和熱忱也隨之消失。到了1990年代中期，這個區域已經飽受酗酒、貧窮和孤立之苦。有許多人離開。留下的人則在無情的環境中老去。冬季的溫度往往會降到攝氏零下50度。這個區域少有適合汽車行駛的道路，因此鐵路是往來的主要途徑。可想而知，要得到可靠的健康照護極為困難。

馬特維．穆德羅夫醫療列車上的醫生可以提供診斷並建議療程，不過車上的設備連輕度的侵入性治療都無法進行，更遑論動手術。儘管如此，這列醫療列車仍是貝阿鐵路沿線居民可以與俄羅斯其他地區接觸的少數管道之一。列車對這些人而言象徵著其他俄羅斯人知道他們的存在、還記得他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在乎他們是生是死。

貝爾卡基特鎮由幾條街道和幾排組合式公寓組成。這個小鎮創建於1970年代中期，用來作為貝阿鐵路的一個運輸中心，居民曾經多達9000人。現在留下來的人不到一半。到了早上9點左右，馬特維．穆德羅夫醫療列車上的醫生開始看病的時候，鐵道旁已經排出了一條人龍。

這些耐心等候的人之中，有一位名叫米哈伊爾‧茲坦諾維奇的61歲男子，他的右手臂和脫臼的肩膀用布吊帶吊著：他正在等待前往約1600公里外的哈巴羅夫斯克動手術，但還要好幾個月才會輪到他。他想問醫生他這段時間可不可以工作。

茲坦諾維奇告訴我，他才剛剛服完蘇聯的兵役，就在1976年被送來參與貝阿鐵路工程。當時貝爾卡基特是個小聚落，只有大約100名年輕人住在倉促建成的宿舍裡。「那時候這裡有一條路――他們說它是路啦――但根本不能算條路，」他說。生活很辛苦，卻也簡單而迷人。在天寒地凍的天氣裡工作十分艱苦，但晚上那些備有干邑白蘭地和蘇聯製香檳的派對使得這一切還可堪忍受。在學校，小孩午餐吃的是抹上厚厚黑魚子醬的麵包；鎮上的寥寥數間商店賣著幾乎聽都沒聽過的好東西，像是日本製的衣物和匈牙利的果醬，這些東西都是為了讓工人開心，以極高的代價進口的。一年後，茲坦諾維奇認識了一名在鎮上麵包店工作的女子；她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現在他受僱在當地的火車站當修理工。三年前，他在把火車車廂推回鐵軌時肩膀脫臼了；國家鐵路局的長官們趕緊要他回家休息，但是不要呈交報告。此後他就一直帶著疼痛又幾乎不能動的肩膀度日，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卻不怎麼困擾，或者至少沒有困擾到讓他搭上火車，千里迢迢地去找一家像樣的醫院治療。

貝阿鐵路沿線唯一的工作機會大概就是受僱於鐵路局。鐵路局為貝阿鐵路所經之處的居民維修鐵軌，而這些居民除了鐵路之外沒有其他的交通工具。這是一個封閉的壟斷系統，就這一點和其他方面而言，現在的生活和蘇聯逐漸走向衰落的那個年代相比，沒有什麼不同。

莫斯科受石油驅動的建設熱潮，對這裡毫無影響。過去20年來，這裡一間新建的購物中心、公寓大廈或電影院都沒有。然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所能帶來的好處在這裡缺席的同時，蘇聯體制曾提供的許多特權，例如公家補助的黑海假期，也都已經沒有了。正如茲坦諾維奇所說：「現在才沒人管我們的死活。」

茲坦諾維奇走進列車上的一般外科辦公室，裡面的耶蓮娜‧米羅希尼申科醫師馬上大叫：「噢，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我就知道那是你的聲音！」他將無力的手臂從吊帶中移出，讓她對肩膀進行觸診。他的上司應該把他改派去做其他技術性工作，但他們仍然要他在鐵路機廠做粗活。「我不能工作，但他們根本不管，」他說。他問米羅希尼申科，他是否需要多付一點錢來把等候動手術的順序往前移。她說應該不用，但寫了一封信說明茲坦諾維奇這段期間不適合勞動。他開心地走出辦公室，幾分鐘後帶著剛出爐的甘藍派和一玻璃瓶的羊奶回來。「請收下，」他堅持。米羅希尼申科說，在貝阿鐵路沿線的小村莊為病人看診多年後，「你不只認識村民，你還會認識村裡的狗。」

隔天，列車停靠在佐洛京卡看診；這座村莊建在山丘上，村內半數的公寓樓都空著。自從火車站售票處在2012年關閉之後，佐洛京卡又變得更加孤立了。現在想要搭乘貝阿鐵路的居民，必須在泥土路上開70公里的車到涅留恩格里買票。無論要去哪裡都很麻煩，於是居民對於旅行能免則免。

往後走幾個車廂，在靠近檢驗室的地方，我遇見一個穿著粉紅色外套、金髮紮成一條長髮辮的小女孩；她在走道上來回踱步，等待著她母親。她的名字叫安雅，就讀七年級――是整個年級的兩名學生之一。「全年級只有我跟安德烈，而且我可以直接了當地告訴你，他是個討厭鬼，」她說。安雅告訴我她喜歡大城市，但是她去過最大的城市是海蘭泡；那裡位於俄羅斯與中國邊界，是一個人口20萬的區域中心。「我已經跟我媽說過了，我一完成學業就要搬去莫斯科，」她說。在她的想像中，首都是一座「有廣大開闊的廣場、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照、高塔上還掛著時鐘」的城市。不過她或許是想住在倫敦，因為「那裡也有一座掛著時鐘的大塔樓」。

那天下午，我在佐洛京卡唯一的遊樂場碰到安雅和她幾個朋友；我跟他們一起走上山丘，前往一處廢棄的白磚工寮。他們爬上腐朽的樓梯，跳過玻璃碎片，邊跑邊叫地玩著捉迷藏。幾分鐘之後，一名六十幾歲的女性爬上來斥責孩子們，並對著我大叫，也或者她根本沒有特定對象，只是透過自己的無事生非發洩一下情緒。孩子們回家去，而我則走回火車上。

在馬特維．穆德羅夫醫療列車上待了一週之後，生活陷入一種因為不斷重複而讓人平靜的規律中：四周森林裡的青松、火車引擎低沉的隆隆聲、下方鐵軌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喀啦、喀啦、喀啦聲。現年27歲、愛開玩笑的廚師維特亞每天都會供應三餐；我發現自己一醒來就想吃他做的俄式煎餅配果醬，醫生們都在餐車上站著吃這種煎餅。他們會說病人的故事來娛樂彼此，比如說有一些老太太從一個醫療談話性節目得知超音波檢查這道程序，所以跑到醫療列車上，想要全身上下都做一次超音波檢查。

醫療列車一年大概會造訪貝阿鐵路沿線的每個村莊兩次。它的主要功能是診斷：列車上有驗血及驗尿專用的檢驗室、心電圖與腦波圖監視器、一台超音波檢測儀，以及一台X光機。醫生會開出療程和建議用藥――不過也同樣會給予病患心理上的安撫和基本的健康指導，像是告誡他們光喝即溶咖啡並無法攝取足夠的水分以預防腎結石。我聽到許多病患稱讚火車上醫護人員的誠實與能幹。有人告訴我，貝阿鐵路沿線各地的醫生常被官僚的手續拖慢看診速度而導致病患大排長龍，也有醫生會要求民眾在醫生下班後付現金看診。

看診大多在火車上進行，但醫生偶爾也會到府看診。有一天在洛普恰，我跟米羅希尼申科醫師坐上一輛老舊的吉普車，開上村裡僅有的一條又泥濘、又滿是坑洞的道路。我們抵達一棟用預鑄混凝土板建造的公寓大樓，它就和我在貝阿鐵路沿線所看過的每棟公寓一模一樣。我們爬上陰暗的樓梯間，在三樓的一扇門外停下來。開門的是一位名叫薇拉‧波波娃的婦女。67歲的波波娃在1980年與丈夫來到貝阿鐵路；他是鐵路焊工，三年前死於心臟病發。

她帶我們到後面的臥房去見她45歲的兒子亞伯特。2007年的一天清晨，亞伯特走在一棟廢棄公寓建築的一根橫梁上，結果不小心踩到一片不顯眼的冰而滑倒。他跌落2公尺，摔在又冷又溼的地面上。「我感覺自己全身好像陷在果凍裡，」他告訴我。他在那裡一直躺到幾個朋友抵達；他們抓著他的手腳把他抬到車站，等候開往醫院方向的火車，而那家醫院在大約五小時的車程外。他的腰部以下癱瘓了。醫生讓他回家，而政府發給他一紙證明，宣告他為殘障人士。那不太像是「診斷，比較像是判決，」他心想。

現在他消磨時間的方法就是看記錄片，以及在網路聊天室跟人爭論歷史、政治和心理學議題。他母親會為他洗澡，並且幫他按摩背和雙腿。他無法如廁，只能穿著尿布平躺，母親一天會幫他更換幾次尿布。

當一位老朋友告訴他，在遙遠西方的西伯利亞大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有一家先進的復健機構時，他們燃起了一線希望。那裡的醫生教他透過運動恢復肌力，也許有一天還能再起身走路。然而他最後一次去復健時傷到了膝蓋，之後就再也沒有下過床。他可以搭五個小時的火車去騰達看醫生，但這樣他就得請朋友背他去火車站，然後靠在硬梆梆的長椅上，忍受極不舒服的一段旅途；他實在沒有力氣這樣做了。這就是他和他母親請醫生來家裡檢查的原因。

他們想知道亞伯特的膝蓋是否已經痊癒，能不能在家裡重新開始進行輕度的復健療程。米羅希尼申科用手到處按，抬起他的腿，測試他的反射動作。「你可以站起來，在腳上施力――沒問題，」她說。亞伯特的母親聽到他可以繼續運動後整張臉都亮起來了。她雙手一拍，接著上前擁抱米羅希尼申科。「天啊，謝謝妳，謝謝妳，」她一邊說，一邊將一個裝了兩條燻魚的紙袋塞進醫生懷中。

醫療列車這段旅程停靠的最後一站是庫維克塔。這天早晨又陰又雨，火車前方的泥土小徑上出現了一個個水窪。旅程至此，距離列車最初離開哈巴羅夫斯克已經超過三週，醫生們都累了，說笑的興致也沒那麼高。我去神經科醫生亞歷山大‧科馬洛夫的房間串門子。1980年代中期，還沒當上醫生的科馬洛夫曾經隨著一隊共青團被派遣到庫維克塔參與貝阿鐵路工程。「我已經30年沒回來了，」他告訴我。

我們決定去村裡走走。科馬洛夫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才22歲，是個剛從蘇聯軍隊退伍的醫科學生。「他們問我們：『你們不想報答祖國的恩情，去貝阿鐵路工作嗎？』」有何不可呢？他心想。「當時全國都在建造鐵軌、火車站、村莊，」而他想要「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每個人都住在河邊一小塊乾地上的臨時聚落。「周圍都是丘陵，很靜，沒有人煙……彷彿世界的盡頭。」貝阿鐵路的艱困生活中也帶著些許浪漫：他會在早上6點起床，走出帳棚去河裡刷牙，跟其他年輕的貝阿鐵路工人一起吃早餐，接著蓋一整天的鐵路，說說笑話，在夏日的陽光下曬得黝黑。晚上時，工作隊會點起篝火彈吉他。

科馬洛夫已經不記得當年營區的確切位置了。倒是有一座紅磚與金屬建造的加熱廠無人使用，已遭鏽蝕。「所有的勞力都白費了，真令人痛心，」他說。「我們努力過，真正奮鬥過，想要完成些什麼，結果我們當年的成果如今根本沒人需要。」我們涉過泥巴，沿著一條小徑前往河岸。科馬洛夫拾起一把小石頭，用手指搓揉潮溼的泥土，試著回想他多年前曾經居住、工作、睡覺和唱歌的地方。就在這一帶，他說。又好像不是。我們站了幾分鐘，沒說什麼，看著河裡緩慢的水流，然後轉身走回醫療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