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稱為「伊廷佳羅（itingaaro）」的晨曦時分，這座島嶼剛剛醒來。人們睡眼惺忪地走到潟湖裡盥洗，用水將臉打溼，然後綁緊沙龍，潛入水中。

滿潮時的海水宛如孕婦的肌膚一般繃得緊緊的。潟湖之外的海洋延伸至地平線。馬拉瓦（Marawa）、卡拉瓦（karawa）、塔拉瓦（tarawa）――海洋、天空、土地。這是吉里巴斯人古老的三位一體。然而這種三位一體正在失去平衡。海洋母親不再眷顧吉里巴斯人了。她開始展現不同的面貌，那是由進逼的海潮與洶湧的波浪所構成的險惡臉孔。

現在的吉里巴斯人生活在馬拉瓦上升的現實中。這是比比塔金．卡奴安．布恩（bibitakin kanoan boong）的時代，意思是「許多日子帶來的天氣變化」，也就是吉里巴斯語中的氣候變遷。吉里巴斯人活在這個詞語帶來的恐懼與不確定之中。

當全世界不斷告訴吉里巴斯人，像他們國家那樣的低窪島國不久後就會被海水淹沒，他們怎能不害怕？這個島國由33座珊瑚礁島組成，分布在中太平洋一片比印度還大的海域中，連他們自己的領導人都說，吉里巴斯是「易受影響的國家中最易受影響的之一」。他們已經預測首都塔拉瓦環礁不出一個世代的時間就會變得無法居住。

不過許多吉里巴斯人拒絕視自己的家鄉為「正在消失的島國」，命運不由他們掌握。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正在下沉的島民」，而是航海家的後代，繼承了堅忍與求生的傲人傳統。

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家鄉會成為失樂園。

然而，這個樂園真是飽受折磨。海洋正成為不受歡迎的入侵者，侵蝕海岸線、滲透土壤，讓井水變鹹、讓作物及樹木死去。像塔拉瓦這樣的環礁仰賴浮在鹽水含水層上、由雨水補充的一層淡水維持土壤肥沃。隨著海平面上升――目前每年上升數毫米，不過很可能會加速――地下鹽水層也跟著上升，減少了淡水含量。

「現在我們很討厭海，」我們坐在亨利．卡阿克的「奇亞奇亞」（kiakia）時，他這麼告訴我。（奇亞奇亞是一種開放式的高腳茅草屋。）「沒錯，海洋讓我們有食物吃，不過它總有一天會偷走我們的土地。」

土壤逐漸鹽化的早期受害者是曲籽芋，這種巨型沼澤芋是吉里巴斯文化中象徵地位的食物，有時要五年以上才會成熟，有些品種可以高及人肩。曲籽芋對侵入其生長坑的鹽水很敏感，今日許多地區已經無法種植曲籽芋了，有一天它可能會從吉里巴斯的菜餚中消失。

政府與援助機構正在協助菜農改種其他澱粉作物。在鄰近塔拉瓦的阿巴昂環礁上，我在一處社區菜園裡看著馬庫莉塔．提耶金將葉子切碎當成覆蓋物，鋪在某種淺根、不需要沼澤環境的芋頭幼苗四周。

塔拉瓦潟湖廣大沙洲上的潮水漸漸退去。大人跟小孩用手指伸進沙地或用湯匙刮岩石裂隙尋找鳥蛤――在這裡叫「科伊科伊」（koi¬koi）――和海螺。採集者走至遠方海水的退潮線，彎著身子篩找刮採，希望能找到海鮮。

如果他們採集到了足夠的鳥蛤，可能就會用椰子漿料理，將它們裝進椰子殼裡，放到冒煙的椰子殼火堆上煮。有什麼東西是椰子樹――「尼」（nii）――不能提供的嗎？籃子、掃把、木材、屋頂材料、油、棕櫚酒、肥皂和一種稱為「坎麥麥」（kamwaimwai）的深色糖漿。有些人稱它為天堂之樹。光是椰果不同的生長階段，吉里巴斯人就有十幾種字詞可以形容――從尚未產生椰子汁的小果核到果肉腐敗的老果實。

維繫傳統對許多吉里巴斯人來說很重要。我遇見麥伊琳．西蒙時，她在潟湖邊的小屋外，坐在露兜葉編織的舊蓆子上製作椰子繩，用手心捲動一塊漂流木上的一簇簇椰子纖維。她將這些纖維編成繩索的方法，就和她的祖母、以及她祖母的祖母一樣，可以一路追溯到大約在3000年前抵達這些環礁的最早居民。

雨雲變暗，飄過潟湖，遮蔽了叉骨狀的塔拉瓦環礁另一側的北塔拉瓦諸嶼。不久，這些雨雲就會紓解南塔拉瓦的悶熱，吉里巴斯半數的人口住在這裡不到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未來幾十年的降雨量預估會增加，這是好事，不過豪雨很可能會變得更極端，引發洪水。海平面上升，以及塔拉瓦沉重的人口壓力，將使地下淡水含量減少，因此收集屋頂的雨水或許是可行之道。在阿巴昂，外國援助為一些社區提供了簡單的系統，用來收集、過濾、處理，並儲存雨水。只要有淡水，就能應對其他的變化――至少暫時可以。至於多久， 沒人知道。

潮水轉向，向海岸滑去，將採集者推向內陸。潮水是吉里巴斯人生活的軸心。太陽、月亮、星星的運行，以及風與湧浪的方向也是。在過去，若是了解這些軸心，就能計算出何時該種植作物、何時該捕魚、何時該駕著名為 「刀魯奧」（baurua）、長30公尺的舷外支架獨木舟出航。這曾是太平洋的代數。

漁夫知道每種魚喜歡的魚餌，知道該在白天或晚上捕魚，以及最佳的捕魚策略：魚鉤、套索或漁網。不過那個世界的確定性正在瓦解。在曾經可靠的捕魚地點，如今只能收回空空如也的魚線和漁網。研究者認為，海洋暖化正迫使某些魚種往較涼爽的水域移動。

珊瑚礁也身受其害――而最糟糕的情況還尚未發生。本世紀，隨著海水變得更暖、更酸， 珊瑚礁的生長預估會減緩，甚至停止。從前， 珊瑚在環境壓力下失去為其提供顏色與養分的共生藻所出現的白化現象，大約每十年發生一次。然而，珊瑚白化正變得愈來愈頻繁，最終可能每年都會發生，威脅珊瑚的生存，讓色彩繽紛的珊瑚礁褪色成一抹暗影。

珊瑚礁在哪裡，島嶼就在哪裡。環礁島必須仰賴往往由風暴沖上岸的珊瑚及其他海洋生物的沉積物，才能高於水面。死去的珊瑚礁無法維持它所建造的島嶼。

海洋吞噬它自身的創造物，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對許多吉里巴斯人來說，他們國家所遭遇的氣候問題並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這非常不公平。從1980年代起，太平洋國家領袖就為了氣候變遷而譴責、勸誘和懇求主要碳排放國家， 也曾試圖訴諸這些國家的羞恥心。前吉里巴斯總統塞布羅羅．希托在針對他的國家對全球碳負擔微乎其微的貢獻量時曾提到，太平洋島嶼是螞蟻，而工業化國家是大象。

對吉里巴斯人而言，富裕國家的漠視有一個面向是他們特別難以接受的。吉里巴斯人很尊重界線。傳統上，絕不能從不屬於自己的椰子樹摘取果實。珊瑚礁也有界限。大家知道自己有權採集的地方在哪裡。

這些規範至今依然被遵循。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我跟著漁民從塔拉瓦航行至阿巴昂， 行至某處珊瑚礁時，船長關掉船外馬達，一名船員將露兜樹葉捲菸拋進海裡當作獻禮，也對我們正在穿越的領土主人表達敬意。

初次造訪另一座島嶼時，第一件事就是拜訪一處聖地，告知你的到來。你可以用幾根菸或幾枚硬幣當禮物，管理員會拿起一把溼沙子往你的雙頰輕拍，並將一條綠色藤蔓綁在你的頭上。在阿巴昂進行完這個儀式後，神廟的管理員告訴我，「你現在屬於這座島了。」

富裕國家了解什麼是尊重界線嗎？

在吉里巴斯、馬爾地夫、馬歇爾群島、托克勞和吐瓦魯這些最受海平面上升威脅的環礁上，覺得這一切不公不義的情緒非常普遍。吐瓦魯前總理索爾法圖．索波奧瑪甚至將氣候變遷的影響比為「對我們這些島民的一種緩慢、潛伏的恐怖主義。」

儘管如此，有些吉里巴斯人還是拒絕接受自己是受害者的說詞，以及太平洋島國對此無能為力的言外之意。「我們並不是受害者，」在塔拉瓦一家旅行社工作的圖卡．若柯布告訴我，「我們可以做點什麼。我們不會是被打敗的民族。」

但是你能怪吉里巴斯總統阿諾特．同等政治人物扮演對全球氣候變遷無力招架的弱勢者嗎？有關即將滅頂的島嶼和氣候難民的討論， 已讓吉里巴斯聞名全世界。攝影師和記者紛紛前往塔拉瓦，在「氣候變遷危機的最前線」帶來報導。

他們造訪的最高峰，往往出現在一年中潮水最高的王潮到來，海浪高過海堤的戲劇性效果最強的時候。今年稍早，在塔拉瓦最西邊的小島貝奇奧，一波王潮把一艘船骸從礁石抬升起來拋到岸上，刺穿了一道海堤。船骸至今還留在那裡。反諷的是，這艘船的名字是「好運」（Tekeraoi）。

關於太平洋氣候災難的報導為吉里巴斯與其鄰近島國帶來了大量的同情和金援，但是當你聽多了環境毀滅的訊息，你可能會認為唯一的選擇是離開。現在經常有人談論遷移。我們該留下來嗎？我們該離開嗎？我們會被迫搬遷嗎？如果會，要搬去哪裡？沒有國家會為氣候難民敞開大門。

這些問題讓人痛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們與身分認同息息相關。在吉里巴斯的語言中， 「土地」跟「人民」是同一個字。如果你的土地消失了，那你是誰？

然而，相對地，太平洋的居民向來以遷移著稱――畢竟他們的祖先四海為家。在吉里巴斯的起源神話中，創造者納里奧烏是一隻蜘蛛，而吉里巴斯人從此便一直在結網。每個家庭都有親戚在紐西蘭、澳洲、斐濟，和更遠的海外，每一次遷移就像是親屬關係網上的一條蜘蛛絲。

有時候一般人會，以為年輕人會離開吉里巴斯，而老年人才會留下來。不過有些年輕人選擇在祖傳的土地上過簡單的生活，而不是到國外追求繁榮。在吉里巴斯環境部工作的一位年輕媽媽曼妮耶．李奇奧瓦告訴我，她寧可為自己的國人工作，也不願意替別的國家服務，儘管她的父親一直催促她遷移到「比較高的地方」。

「有一部分的我想走，」她承認。不過她彷彿又再次下定決心，接著說：「雖然面臨威脅，但吉里巴斯是對我兒子最好的地方。」

她說她會這麼想是出自「坦吉蘭阿旦姆」（tangiran abam），也就是吉里巴斯人對家鄉的愛與渴望。「坦吉蘭阿旦姆」讓吉里巴斯較遙遠的環礁充滿文化活力，儘管那裡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塔瓦拉的人口日益增加。坦吉蘭阿旦姆依舊是很強烈的情感。我從夜晚人們在潟湖歌唱的歌聲中聽到那份對土地的愛。我從學童模仿海鳥動作的活潑舞蹈中看到那份情感。塞布羅羅．希托在國會會期之間接見我時，我也從他的話語中聽到了對故鄉的愛，他告訴我，在內心深處，他是個海島之子，「我是從這裡的土壤、沙子和珊瑚長出來的。我愛這些島嶼，世上沒有其他地方會是我的家。」

為了保護家鄉不被飢餓的海洋吞噬，有些島民開始種植紅樹林。紅樹林的根與樹幹所形成的網絡可以留住沉積物，抵禦波浪的沖刷。這起不了太大作用，不過除了重建被海浪沖毀的海堤外，想守住土地的島民能做的也不多。

我在心裡想，紅樹林可能是吉里巴斯很好的國家象徵：紅樹林韌性十足，能抵抗風暴、黏合土壤。吉里巴斯現在的國家象徵出現在國旗上，同樣能激發聯想：那是軍艦鳥，首領之鳥、舞蹈之鳥，乘著風在高空飛翔，而不是逆風而行。不過軍艦鳥必須跟著牠們捕食的魚群移動。如果魚群永遠消失，我們還能看到軍艦鳥叉型的尾巴劃過吉里巴斯的天空嗎？

紅樹林的種植者之一克萊兒．安堤利亞在吉里巴斯政府的氣候適應計畫部門工作，她說，吉里巴斯人必須承認自己在氣候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可能微不足道，並且設法做些什麼。「我們造成的影響較小，但還是有影響，」她說，「我們吃了很多西方食物。我們喜歡麵條，我們喜歡牛肉罐頭。而製造這些食物的工廠會排放氣體。氣候變遷的發生我們也有份，因為我們想過西式生活。」

安堤利亞剛蓋好一棟以太陽能板發電的傳統房屋。「如果我自己沒有身體力行，我無法到國外談氣候正義，」她說。她相信即使小行動也會有加乘效果。「若太平洋所有國家一起努力，我們就能守住我們的島嶼，留在這裡。」

在塔拉瓦的最後一晚，我也想做點什麼以表示對我的吉里巴斯鄰居的支持。我也是太平洋的島民之一，儘管紐西蘭多山的島嶼不像只比海平面高約1公尺的環礁面對生存威脅。然而就像吉里巴斯詩人堤里亞阿其．堤埃羅對太平洋的稱呼，「大洋洲的藍色血液」將我們連結為一家人。

那晚停電了，這很常見，我的兩名種植紅樹林的朋友、在特買伊庫村經營健康會館的瓦希媞．特巴馬雷和緹娜伊．提阿瓦，提議我們把晚餐帶去機場跑道吃。這可以說是一種傳統，在連電扇也無法紓解悶熱的夜晚，許多家庭會在很少使用的機場跑道上鋪蓆子野餐。那裡總是很涼快，有海上吹來的習習涼風。

我們帶了烤魚、米飯、炸麵包果片去吃，還帶了稱為「摩伊莫托」（moimoto）的綠椰子去喝。機場上手電筒一閃一閃的，到處是低語聊天的聲音。我們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吃飯聊天，然後仰躺著凝視明亮的夜空。

我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像早期的航海家那樣說得出星座的名字，對它們像親人一般瞭若指掌。那些航海家學會辨識星座的方法是將天空當成一座會堂的屋頂，以椽木和一排排茅草劃分為網格。星星從一個象限升起，航過屋頂，再落入另一個象限。

大師級的航海家認識的星星超過150顆。不管將他們放在海中何處，他們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吉里巴斯人或許住在小島上，但是他們可一點也不小看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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