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一個偏遠的角落裡,逝者的亡靈和軀體一直與家人同在。

有一天晚上近7點時,伊莉莎白.藍提拉開門口的金色布簾,我們一起鑽了進去。她對著丈夫說話,「爸爸……爸爸,」她輕喚:「我們有位遠道而來的客人。」她的次子傑米從我們後方端著盤子走進房間,靜靜走上前。「爸爸,您的飯來了。這是您的魚,還有辣椒。」他說。

我們默默退出房間時,伊莉莎白輕聲說:「爸爸醒來吧,吃晚餐了。」我又回房待了一會兒,長子尤克在旁解釋:「她在幫你拍照,爸爸。」

這是一幕溫馨的天倫景象,在世界各個角落都屬尋常,只有一點不一樣,伊莉莎白原本在市政府結婚登記局擔任職員的丈夫,已經過世快兩個星期了。在這個富裕的好人家的水泥房裡,佩特魯斯.桑貝動也不動地躺在單人木床上,紅色花樣的毛毯直拉到下巴下。

這棟房子位於印尼蘇拉威西島偏遠高地的蘭特包鎮邊上,而佩特魯斯還要在房裡的這張床上多躺幾天。他的妻兒會一邊對他說話一邊端上餐點,一天四次:早餐、午餐、晚餐和下午茶。「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很愛他、很尊敬他。」尤克說。屍體在死後很快以福馬林處理過,因此不會腐敗,但會逐漸乾燥成為木乃伊。房裡的氣味是一般托拉查人房屋裡熟悉的檀香味。牆上的畫裡面,領著羔羊的耶穌俯視著下方。

四天後,家族成員在音樂獻唱、一場基督教儀式和提供一百多位客人的晚餐之後,將佩特魯斯從床上擡進棺木中。攝影師拍攝了整個過程。至少有八個孩子為了看得更清楚而互相推擠。入殮後,佩特魯斯的棺木還是會留在家中,一直到四個月後在12月舉行的喪禮為止。在此以前,他的太太會和他一起住在家裡;有些家庭會遵循古老的習俗,絕不獨留逝者在家。在喪禮之前,伊莉莎白和孩子會喚他「都馬庫拉」,也就是病人。「我們相信父親雖然變成都馬庫拉,他的靈魂仍在這間屋子裡。」尤克說。

對托拉查人而言,軀體的死亡並不如西方世界所認知的是一種突然的終結和斷離。相反地,他們認為死亡只是逐漸開展的漫長歷程中的一步。已故的摯愛親人會被留在家裡照顧數週、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喪禮常是盡量延後,好讓住在遠地的親戚可以前來參加。最盛大的喪禮會持續一整個星期,讓不管身在世界哪個角落的托拉查人都能回到故鄉,彷彿反轉了離散的過程。百輛甚至更多機車與汽車的隊伍隆隆作響地穿過城鎮,陪著屍體從遠方返家,交通讓道的程度連救護車或警察都望塵莫及。在這裡,死亡高於生命。

托拉查人在面臨危及生命的病症時並不會拒絕就醫。當深愛的人過世了,他們也不逃避哀慟。這裡幾乎每個人都把死亡當作生活的中心。托拉查人相信人不會就這樣死了,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深切連繫在死亡後仍可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死亡不是一種斷絕,只不過是另一種連結。在托拉查,人與摯愛之間的深刻聯繫通常不會在他們入土後結束。有些托拉查北部的居民會定期將親人從墓穴中移出來,幫他們換上新的衣物和裹屍布。

沒有人確切知道托拉查人從何時開始這種死亡習俗。托拉查的語言在20世紀早期才被書寫下來,因此大部分的古老傳統仍依靠口耳相傳。考古學家近年來才推斷托拉查的死亡習俗至少可回溯到公元第9世紀。16世紀晚期,荷蘭船隻首度來到現在的印尼尋找荳蔻和丁香。300年後他們抵達了托拉查,這個文化區域包含現在的托拉查烏達拉和坦那托拉查兩區。由於荷蘭傳教士的關係,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印尼,托拉查居民信奉的是基督宗教, 大部分居民是新教徒,但也有羅馬天主教徒。這裡的基督教多少算成功融入了傳統習俗:托拉查人的死亡儀式中,幾乎每個步驟都伴隨著禱告、誦讀《馬太福音》或《約翰福音》段落,以及背誦主禱文。

托拉查的村落星羅棋布,有些高踞在懸崖邊,有些位於下方谷地裡。蘭特包鎮沙塵滾滾,人口約2萬6000人。進入蘭特包的主要方式是從蘇拉威西第一大城望加錫開八個小時的車,橫越超過300公里、緊臨著懸崖的曲折山路。各個村落之間只靠蜿蜒的泥土路通行,這些單線道路得容納雙線交通,一路上還要閃避狗和小孩,以及讓車上乘客不停撞到頭、大如西瓜的許多坑洞。

在跋涉到這裡以前,多年來我持續書寫及講述美國人的死亡觀:我們頌揚醫學和藥物卻恐懼死亡,將死亡視為科技或意志力的失敗。這種觀念讓大部分美國人死於醫院和安養機構中,儘管多數人都說他們寧可在家安祥離世。自從外子泰倫斯過世後,我開始尋找對待死亡的其他方式。我來到此地探索這個更極端、但完全相反的死亡文化。

我的追尋顯然有其限制。以食物供養死者、讓屍體留在家中,還有開棺等做法都不是西方人短期之內可能接受的。即使如此,我還是忍不住猜想,相較於我們倉促簡短的儀式,托拉查這種步調較慢的死亡習俗,是否更能貼近人類哀慟時所經歷的痛苦與顫慄。

作家柯林.莫瑞.帕克斯和荷莉.G..普瑞傑森在《傷慟:成人生活之悲痛研究》中寫道:在西方,當摯愛離開人世後,我們會看到他們、和他們說話、感覺到他們的存在,這都是常見的事。帕克斯和普瑞傑森認為,悲慟本身不會沿著直線軌道進展,而是在多年間反覆爆發與平靜的循環,一如托拉查的死亡習俗。對托拉查人而言,西方人這種幾天甚至幾小時內就將死者送出視線之外的習慣實在太突然了。「我母親死得突然,我們還沒準備放手,」 尤哈娜.帕藍達說,邊開始啜泣,「我無法接受太快將她下葬。」她的母親過世已經超過一年了,仍持續在樓上房間供人造訪。由於尤哈娜的母親生前是村長(現在是尤哈娜擔任), 村民還是不斷前來為重大事件尋求她的祝福, 甚至懇求得到結婚的許可。

這麼說來,尤哈娜不願讓母親離開的心態, 究竟跟我們有何區別?伊莉莎白與亡夫的交談,跟西方寡婦暗自與她們的亡夫進行的對話又有何異?小說家瓊.蒂蒂安不願丟棄亡夫的鞋子,以免當他歸來時無鞋可穿,而這跟伊莉莎白一家以食物供養已故父親的儀式又有什麼不同?療癒傷慟最好的辦法是時間,我們為何不能跟托拉查人一樣,給自己多些時間,依照傷慟自身的步調走完這段歷程呢?

在我拜訪過世的佩特魯斯.桑貝和其遺孀幾天後,在城鎮的彼端,另一名男子的喪禮正進行到高潮。我登上家屬搭建給外來賓客觀禮、可遮陽的竹臺,在一名少女身旁的地毯上坐了下來,她是死者的孫女。汀妲滑著智慧型手機, 她說:每個人都喜歡喪禮,特別是因為有機會見到遠方的親人。三個比她小的表親在一旁嬉鬧,連在祖父的棺木旁邊也可以玩。

數百名男女和孩童在稱作「東閣南」的傳統家屋下方漫步,或坐在陰影下閒聊。東閣南是這裡隨處可見的獨特高腳建築,碩大的弧形屋頂彷彿是漂浮在一片棕櫚樹、咖啡樹和九重葛之中的紅色巨船。

東閣南之間立著許多竹竿,上頭綁著即將成為午餐、嚎叫不已的豬。女性賣著香菸,騎著機車的小販兜售鋁膜氣球。毛色光亮的肥碩水牛到處都是,牠們或在樹下歇息,或在路邊站著,或被年輕男性牽著繞圈,他們就像對待寵物般溫柔地照顧這些水牛。儀式主持人高站在群眾上方的塔樓上,對一隻壯觀的水牛說話, 水牛巨大的彎角弧度優雅,相距超過1公尺。

「你是這裡最重要的一隻水牛,」他說: 「你要跟這名男子一同前往下一個世界,並使他富有。」

要判斷這是不是一場盛大的托拉查喪禮,從水牛的數量和品質便能得知,水牛在當地是一種貨幣。喪禮的一切都反映了階級,顯示喪家、出席者和其他許多缺席者的地位。經過一個多星期的餐點招待、賓客接待、聚會、祈禱、娛樂節目,以及逐漸分開生與死的儀式後,喪禮在今日已近尾聲。死者的軀體從家中移到家族的祖傳家屋,再進入附近的米倉,接著送到可俯瞰整片儀式廣場的喪葬塔樓中。

喪禮凝聚了托拉查人,讓家與家、村與村緊緊相連。喪禮會讓人散盡家財,因為大家都希望自己所贈與的動物把別人的比下去,故而衍生出世襲的回禮義務與炫耀性的消費行為。你表哥捐了一頭水牛?那你得還隻更大的。如果你還不了,你的兒女就必須接棒。倘若他們也負擔不起,這個擔子就會落到你的孫子身上。喪葬義務中的黑暗面,在主持人大聲宣布禮物內容時便清楚可聞。在塔樓下方一個金屬屋頂的棚子裡,政府官員正為了課稅而計算每件禮物的品質和大小。待喪禮終了,家屬會收到整整齊齊的清冊,未來贈與者的家中若有人離世,這些家屬就需要回報酬謝。

托拉查的喪禮也很有趣。鋪張的喪禮讓人有機會認識新朋友、大吃大喝、享受遊戲和娛樂活動,甚至建立求職人脈,或尋找可能的伴侶。只要高呼一聲徵召壯漢將棺木移往高塔,至少會有50名年輕男子抓起竹竿。他們繞著場地吟唱,將棺木反覆高舉又放下,吟唱的歌詞逐漸變得粗鄙:內容提到人體器官、大小和性能力。他們開始打水仗,擡棺者用塑膠杯裡的水把彼此潑溼,賓客也不能倖免。

「你可以找藉口不參加婚禮,但喪禮一定得出席。」52歲的丹尼爾.藍提塔沙克說道。在這個明亮的午後,他坐在汀妲的祖父拉西.亞羅.托丹喪禮的貴賓席上。藍提塔沙克算了算,他這輩子已經參加超過300場喪禮了。他說像這樣的喪禮最少要獻祭24隻水牛,有時候可能還會破百。水牛平均一隻要價2000萬印尼盾(約新臺幣5萬元),而最有價值的斑點水牛則更貴得多。因此一場頂級喪禮光是花在水牛上的費用可能就高於40萬美元。這些費用由社交性的義務捐款以及許多親人從遠方寄回家的錢支付。宴請數百名賓客的飲食和為客人準備的臨時竹屋也增添開銷。有些人儘管連1萬美金的大學學費都籌不出來,也會投入大量資源在喪禮上。有名女性記得,她的祖母曾說家裡的錢實在付不起她的大學學費,結果她祖母在幾週後就為親戚的喪禮花了數千元買豬。「我是傳統的受害者。」那名女性說。有個普遍的說法是:在托拉查,人是為死而生。

不過有些前來托拉查一睹異國喪葬盛會的西方遊客,發現這裡的喪禮中人與人的連結、對死亡的無懼和純粹的歡樂,改變了他們對自我文化習俗的思維。「在西班牙,如果有人過世了,那是一個家庭最大的慘事。」遊客安東尼奧.蒙切特說;他是來自馬德里的資訊科技顧問。「我們西方人……不會去思考死亡,但這裡的人卻已花了多年的時間準備。」

我轉頭避開獻祭水牛的畫面,一共會宰殺55隻水牛。以西方人的感性來看,這種做法很殘忍,但托拉查人不為所動地看著。他們關心的是群體,而非個體,史坦尼斯勞斯.桑達魯帕表示。他是托拉查人,也是望加錫哈撒努丁大學的語言人類學家。他說:水牛的義務是提供肉來確保人類存活;而人類也必須照料水牛,確保這個物種永續生存。

鎮上舉辦喪禮的同時,鄉間也有另一場儀式正在進行。8月不僅是喪禮的月分,也是舉行「馬聶聶」儀式的時節。這是家族每隔幾年便會舉辦一次的「第二場喪禮」,他們會回到祖墳掃墓,供奉點心和香菸給亡者,然後將埋葬已久的軀體移出來曬一會兒太陽,並為死者換上新的衣物。丹尼爾.席巴.桑巴拉是這麼一場儀式的主角,他的妻子、女兒、孫女、兒子、女婿和許多其他人齊聚在微風吹拂、可眺望山谷的大型家族墓穴旁。丹尼爾穿著新長褲,表情看起來有點驚訝,彷彿正從新的金屬框眼鏡後覷視人間。他患了20年的糖尿病,於2012年去世,這是家人在他入葬後第一次見到他。在馬聶聶儀式的這一週,他跟十多位同樣安葬在這個墓穴裡的親人一起被移出來,他們過世的時間都比他早很多。

丹尼爾的兒子彼得看起來一派輕鬆,身體健康,他在2000多公里外的巴布亞省和父親一樣從事營造業。彼得穿著時髦的橘色馬球衫,英文非常流利。他的女兒夢娜則是土木工程師,她把手機傳給大家看,裡面有她去美國辛辛那提參加合唱營的照片。彼得和他的家人是徹底現代化的托拉查人。

看到自己過世三年的父親靠灰泥柱支撐直立著,旁邊還放著其他親人,他有何感想?很驕傲,也很興奮。他父親的身體相對完整,五官可辨,不像其他躺在旁邊的親人那樣看起來比較像萬聖節的骷髏。他的皮膚很平滑,指甲和鬍子都比他們上次看到他時還長了,親戚為此驚呼不已。多年前丹尼爾的暱稱是「大老闆」,足見他白手起家的成就。對彼得來說,父親的屍體保存良好是他也將致富的好兆頭。「不是所有人都像這樣,這會為他的兒孫帶來成功。」他開心地說。

我惶惶不安地迎接這一刻,畢竟我們西方人見到屍體總會心生畏懼。在見識了幾具屍體後,我發現自己出奇地平靜,還饒有興趣。每個人都彷彿過節般,衣著鮮豔,神情開心。這個景象絕對很古怪,卻意外地不會令人不舒服或毛骨悚然。「他們處理屍體的方式,完全不會令人害怕。」奇.坦說道,他是在荷蘭長大的印尼人,他看著一家人與一群死去已久的摯愛親人互動,其中包括一個過世38年的一歲孩子;旁邊有一名來自柏林的21歲背包客,她若有所思。「能看到這一幕真的很幸運。」瑪麗亞.哈爾特說;她傷心地回想起自己祖父過世時,她難過到不願參加他的葬禮。「以我個人來說,這個傳統讓我得到了一些安慰。」凱瑟琳.亞當斯說,這位芝加哥羅耀拉大學的人類學家,曾和托拉查人與他們的死者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

托拉查人說,最重要的是,沒有人是單獨的個體。在這片交織著經濟、社會和情感,且前溯祖先、後及子孫的織錦中,個人的死亡只是其中鬆脫的一個線頭。托拉查人的這種信仰究竟從何而起?我想知道。他們說,去問坎布諾,他知道答案。

為了尋找坎布諾,我們從小鎮潘加拉出發,穿過一個又一個村落往北行。我們一路靠著店家、機車騎士和路人指引。每個人都知道坎布諾住在哪裡。兩名身穿白襯衫、深藍色裙子和打著黑領帶的女學生跳上車為我們帶路。馬路消失後我們改為步行,沿陡峭的石子路前進。

我們找到正在路邊割草的彼得魯斯.坎布諾。「能找到我算你們幸運,」他說:「除了我以外,已經沒人知道這些故事了。」他自稱已經90歲了,然後他告訴我們一則類似《創世紀》、以托拉查為中心的創世故事。「在這裡,上帝在天堂創造了男人,在地上創造了女人。」他說。我望著藍綠色天空下青翠的水稻梯田,不難相信上帝選擇此地作為伊甸園。

坎布諾繼續說:上帝賜予我們來自地上的綠竹和香蕉,與來自天堂的檳榔與萊姆。「若我們因為有人過世而感到悲傷,祂命我們用這些帶給大家歡愉的東西撫平悲痛,重拾快樂。」

我這才發現自己問錯問題了。托拉查人似乎比我們更能深刻體會全世界的人對死亡的感受:我們都渴望與摯愛的人保持軀體及心靈上的連繫;都渴望相信人不會真正永遠死去;都渴望擁有祖先、也成為祖先。因此問題不是托拉查人為何要那麼做,而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是如何把自己與死亡隔得這麼遠?畢竟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們是如何遺失了與彼此的連結感?與我們在社會和宇宙間的位置的連結感?

坎布諾指著他的家族墓穴,據他說裡頭安葬了超過十名親戚。「我父親在裡頭,」他說:「但我在這兒,因此他並沒有真正死去。我的母親在裡頭,但我有女兒,因此她也沒有真的死去。我的女兒代替了我的母親,我代替了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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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阿曼達.班尼特 Amanda Bennett
攝影:布萊恩.里門 Brian Leh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