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前,100萬亞美尼亞人(數目多少仍無定論)在現代土耳其的前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境內遭到集體屠殺。

撰文:保羅.薩洛培克 Paul Salopek

攝影:約翰.史坦邁爾 John Stanmeyer

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有一座石碑,用以紀念這個悲劇,也就是亞美尼亞文中稱之為Medz Yeghern的「大災難」。每年春天到了當年屠殺開始的4月24日,便有數以千計的朝聖者登上市內一座山丘來到這座聖殿,魚貫走過永恆之焰,留下花朵。而往西北方約100公里,穿過土耳其邊界,坐落著一個歷史更久遠、或許更能見證亞美尼亞人苦難的遺跡:阿尼古城。

阿尼古城有何來歷?它是中世紀國力強大、以安納托力亞東部為腹地的亞美尼亞王國首都;安納托力亞半島綿延伸展於亞洲,構成現代土耳其大部分的領土。阿尼古城位於絲路北方路線之間,是座曾有10萬人口的繁華大城。以「1001座教堂之城」聞名的阿尼城,光輝榮耀不輸君士坦丁堡,代表亞美尼亞文化的黃金時代。而今,它傾頹在偏遠焦乾的高原上,枯黃草間有殘破的教堂和空蕩蕩的街道,只是一片狂風吹襲的荒涼廢墟。我徒步走到此地;我正徒步行走世界,以自己的雙腳重溯最早離開非洲大陸去漫遊世界的祖先足跡。我在旅程中沒見過比阿尼古城更美麗、更哀愁的地方。

「他們提都沒提亞美尼亞人。」我的庫德族步行嚮導穆拉特.亞扎爾難以置信地說。

這是真的:在土耳其政府所設立的旅遊告示上,完全沒有提及阿尼古城的創建者。這是刻意的,阿尼古城內已經沒有亞美尼亞人,連在官方書寫中也沒有。

亞美尼亞和土耳其之間的僵局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無解的政治紛爭之一,讓這兩個國家世世代代以來陷入交相指責、相互仇視和極端民族主義中。這場衝突可以總括為對一個詞語的定義永無休止的爭論:種族屠殺。這個詞語承載著不同意義和解讀上的微妙差異,且充滿爭議。意圖消滅某個國族或某些民族、人種或宗教團體,是聯合國明文認定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但如何才稱得上是種族屠殺?多少人被殺才算?犯行與犯意孰輕孰重?

亞美尼亞版的說法是這樣的: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開打九個月。幅員廣大、文化多元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穆斯林政體,它選擇與德國結盟。人口眾多、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少數民族,過去曾因安分守己且值得信任而被封為「忠實的民族」,此時卻被誣陷勾結敵對的俄國人,意圖叛變。有些鄂圖曼領導人決定透過消滅和驅逐的手段來解決「亞美尼亞問題」。亞美尼亞男性遭到土耳其士兵和當地庫德族民兵射殺,亞美尼亞婦女則遭到集體強暴,亞美尼亞人的村落和城市社區遭到劫掠和侵占。河流與水井堆滿了屍體,城鎮飄散著腐臭味。倖存的婦孺則衣衫襤褸,在刺刀脅迫下步行到鄰國敘利亞的沙漠。(今日只有300萬亞美尼亞人生活在亞美尼亞境內,有800到1000萬亞美尼亞人離散在外。)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口從200萬人左右驟降至不到50萬人,多數史學家稱這次的人口削減為現代世界第一次真正的種族屠殺。

「我確信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如此可怕的慘劇。」時任美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老亨利. 摩根索寫道。

土耳其當局全盤否認這個版本,他們對「所謂的種族屠殺」的說法是:當時正處在歷史上最為瘋狂混亂的時期,是內戰時期。亞美尼亞人遭受苦難是事實,但隨著鄂圖曼帝國在大戰期間分崩離析,許多困在帝國境內的其他族群也一樣受苦:希臘人、敘利亞基督徒、雅茲迪人、猶太人,就連土耳其人自己也不例外。沒有系統性的滅絕計畫,亞美尼亞人的死亡人數被誇大了,其實應少於60萬人。更何況,很多亞美尼亞人確實是叛國者:數千人加入同為基督徒的入侵者,與帝俄的陸軍部隊並肩作戰。

在土耳其要挑戰這套官方說辭仍然有其風險。雖然司法起訴已見緩和,但土耳其法官依然認為「種族屠殺」一詞具有挑釁和煽動意味,對國家構成侮辱。只要提及亞美尼亞浩劫,即使如土耳其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這樣有聲望的人物,都曾因汙衊土耳其人民或國家的罪名而遭刑事起訴。

「我們期盼並相信,」時任土耳其總理的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在2014年一場措辭謹慎的演說中表示:「居住在這塊古老而獨特的土地上、擁有相似風俗民情的兩個民族,彼此能以成熟的態度談論過去,並用文明的方式記憶他們蒙受的損失。」

「種族屠殺」一詞究竟有什麼特殊力量?

離散在外的亞美尼亞人數十年來持續資助遊說活動,力圖說服各國政府以「種族屠殺」一詞描述發生於鄂圖曼政權下的悲劇。在土耳其東部的庫德族城鎮迪雅巴克,我在一間最近重新開放的亞美尼亞教堂內進行訪談。這間教堂的開放象徵著土耳其和亞美尼亞走向和解的小小一步。此時,一名男子大步走來。

「你承認有種族屠殺嗎?」他質問我。他是一名亞美尼亞人,情緒激昂地直視我的眼睛。

我嚇了一跳。我告訴他我正在工作。

「我不管,」他說:「你承認還是不承認有種族屠殺?」

我放下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他的問題。他在告訴我:我不是個幽靈。

這是記憶的難題:永遠不能忘。但我們當然會忘記,終究會遺忘。

「人類製造戰爭已有數千年了,」波蘭記者暨作家雷沙德.卡普欽斯基這麼觀察:「但每次都好像是第一次有人發動戰爭,好像大家都是一片白紙。」

在葉里溫城外的一個小鎮,一名佝僂老人癱坐在沙發椅上。他叫赫斯諾夫.法朗揚,他已經105歲,是亞美尼亞大屠殺少數尚在人世的倖存者。現在多已離世的這些孱弱老者在亞美尼亞是備受珍視的國民英雄,因為他們是與1915年那次罪行間僅存的具體連結,因為他們的存在讓那件事情不容否認。同樣的故事他們已重複訴說過太多次,語氣因而顯得平淡、漠然而機械化,就像老錢幣般早已磨平。

「土耳其人來時,我才五歲,」法朗揚用粗啞的聲音說:「他們追我們追到山上。」

他的故事說得很零碎,那是種族屠殺時期的著名事件。在現今土耳其的南部,當年六個亞美尼亞村落約4700名村民,一起逃到海邊的木沙山上。他們推下岩石阻擋土耳其追兵,撐了四十多天。走投無路的倖存者以手做的旗幟向沿著地中海海岸行駛的船隻揮舞求救,「基督徒遇難,救命。」奇蹟般地,法國軍艦救了他們,將他們帶往埃及,展開流亡生活。

法朗揚的棕色眼睛泛起淚水,紅了眼眶。他不像有些見證災難的亞美尼亞人一樣,細訴恐怖的經歷、父母在屋子前院迅速遭到處決、婦女集體被強暴或同胞被斬首。他不會,反倒是憶及失去的家園所種的水果時,他提高了音量:「那些果園!我祖父有無花果樹,每棵都有50公尺高!我現在好想吃那裡的香蕉,我想記得那些香蕉的味道!」我去過他位於土耳其哈太省的家鄉,佇足在他曾居住的村莊附近,四周全是長滿柑橘和檸檬的果園,確實是個亞熱帶樂園。我還從山丘俯瞰當年法國軍艦下錨停泊的那片湛藍海洋。

一個世紀前,法國海軍救了法朗揚和他的家人,然而誰能拯救那些法國船員自人性的黑暗?誰又能拯救我們其他人?

我走出非洲大陸,追隨石器時代祖先的足跡。而不管這些先驅在哪出現,原先住在那裡的其他原始人類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在土耳其東部走過一些廢棄的亞美尼亞人農舍,我也走過已改成清真寺的舊時亞美尼亞教堂。我坐在胡桃樹園光影斑斕的樹蔭底下,那些樹是很久以前被迫步上死亡行軍的受難者種植的。

「我們和亞美尼亞人戰鬥,死了許多人。」沙雷.艾姆雷說;一頭白髮的他是庫德族村落塔斯卡雷的村長。突然,他的態度變得柔和,「我想那是不對的,他們屬於這裡。」

穆斯林庫德族在土耳其東部的殘暴歷史中占了弔詭的一席;他們在100年前是幫鄂圖曼土耳其幹盡骯髒事的邊境民兵,如今卻變成處境艱難的少數民族,在現代土耳其努力爭取更多政治權利。同為天涯淪落人讓許多庫族人對離開已久的亞美尼亞鄰居產生了心理上的連結。

一場種族屠殺何時才算正式結束?大規模的滅絕行為要在哪個時間點才算完成――才算殺戮結束、一切被記錄下來、最終獲得某種解決?肯定不會是槍聲停止那一刻。(絕沒有這麼快。)是個別死者從人類的記憶鏈中消失之際?或是最後一個被清空的村落有了新的居民、新的語言、新的名稱之時?還是許久以後迫害者開始懺悔,才終於能徹底了結?

我的嚮導穆拉特.亞扎爾和我緩緩往北前進,穿越景物逐漸枯黃的乾草原,狼群在我們前方奔馳而過,停下來靜靜地回望我們,一會兒又跑開了。我們行經亞拉拉特山,高5137公尺的峰頂覆著白雪,在我們的東邊閃耀著光芒。《聖經》裡提及這座山就是諾亞方舟在洪水消退後停泊的高地,這座美麗的火山是亞美尼亞人的聖山。(有個廣為流傳的錯誤說法是: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教士甚至會戴著形狀像亞拉拉特山頂的帽子。)1834年8月,俄國氣象家科茲瑪.史巴斯基–阿夫托諾莫夫登上亞拉拉特山冰封的山頂,由於山頂極高,他以為或許可以在白天看到星星閃爍。他的遠征是安納托力亞高原上典型的追尋:他想要辨視一直存在卻無法看見的東西。在這片土地上,某些應在而不在的事物總是揮之不去。

「選擇性創傷」是政治心理學家法米克.沃爾康的用語,他以此形容一種意識形態和世界觀,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悲痛成為認同的核心,對國家及個人都是如此。選擇性創傷會將遭受集體暴力的族群緊密結合,但同時也助長了只關注自身的民族主義。

我從土耳其一路跋涉,越過小高加索山脈來到喬治亞共和國,途中用石子把禿樹上的結冰蘋果打下來;我在提比里西暫停腳步,搭夜間火車抵達葉里溫。這天是4月24日,正是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百年紀念日。

亞美尼亞首都看板林立,一幅以彎刀、來福槍、小斧及絞索這些武器拼出「1915」字樣,另一幅則直接把鄂圖曼土耳其的氈帽及「土耳其式」的翹八字鬍與希特勒的小鬍子和梳向一邊的髮型擺在一起。這些哀悼的象徵物中,最不帶火藥味的反而最觸動人心:勿忘我花――數百萬紫色花瓣點染了葉里溫的公園和安全島。旗幟、貼紙和領針上都印有花冠圖案,它是紀念種族屠殺的花朵。紀念活動的標語是「我記得,我要求」。

但要求什麼呢?

這是亞美尼亞人反問自己的關鍵問題,過去可以作為指引嗎?還是個陷阱?

亞美尼亞久姆里市使徒教會主教米凱爾.艾賈帕希恩說:「亞美尼亞對土耳其沒有敵意,我們對土耳其百姓沒有怨懟,但土耳其當局必須盡其所能、真的盡其所能地療癒傷口。」

女權運動人士艾爾維拉.梅立克賽揚表示:「我們不曉得自己要什麼,如果所有一切都在提醒我們過去的負累,我們就會失去未來,不是嗎?我們沒有任何策略,這種受害者心態讓我們成了乞丐。」

億萬富豪暨慈善家魯本.瓦爾達尼揚說:「100年後,我們成了贏家,我們活了下來,我們變得堅強,所以我們的下一步是感謝並回報那些救過我們的人,其中也包含土耳其人。100年前,他們的祖父母裡有人救了我們的祖父母,我們必須記起這些故事。」(瓦爾達尼揚設立了曙光獎,以表揚在種族屠殺期間拯救他人的無名英雄。)

紀念活動包括火炬遊行、照片展覽,還有一場音樂會,表演者是來自美國洛杉磯的亞美尼亞人搖滾樂團。(「這不是搖滾樂演唱會!這是對殘殺我們的人的報復!」)山丘上,燃燒著永恆火焰的孜什那卡博德紀念館擠滿了外交官、學者、運動人士及一般民眾。在討論如何防止種族屠殺的研討會上,一名美國歷史學家平靜地陳述為什麼土耳其應該賠償亞美尼亞。他說,要土耳其將鄂圖曼土耳其時期屬於亞美尼亞人的六個省分讓與亞美尼亞,「不是荒謬或無關緊要的提議。」(德國已對納粹暴行的受難者賠償超過700億美元。)

在我繞道拜訪亞美尼亞期間所聽到最讓我難過的故事,是一位有著大而深色眼睛的年輕人告訴我的:

「我當時只是個嬰兒,可能只有一歲大。我在醫院裡奄奄一息。我得了肺炎――我想是肺炎。醫生束手無策,產科病房裡有個土耳其婦人注意到我的母親在哭泣,她問我母親她能不能抱抱我,隨後就解開衣服,用手抓住我的腳踝讓我沿著她的身體正面往下滑,好像要重新再把我生出來似的。她反覆做這個動作七次,並唸著禱詞,她大喊:『讓這個孩子活下來吧!』」

然後呢?

「我就好轉了,」他聳聳肩說道:「那個土耳其人救了我一命。」

亞美尼亞裔士兵亞拉.克馬揚告訴我這段故事的時候,我們在葉里溫東南方約250公里的前線壕溝裡,遠方傳來砰砰的槍砲聲。克馬揚來自脫離亞塞拜然獨立的納哥諾卡拉巴赫地區(簡稱納卡地區),在38年的人生中,這名戰士有超過20年都在對抗亞塞拜然(世俗穆斯林國家)中央政府派來的士兵,其中不乏他以前的朋友和鄰居。自1980年代後期,已有多達3萬人在因納卡地區而起的暴力衝突下喪生,多數是兩國的平民百姓,流離失所的人則達數十萬。這場癱瘓了高加索地區的小型戰爭危害甚深,和鄂圖曼土耳其時期的那場屠殺則完全沒有關聯;然而,克馬揚依舊用視對方為仇敵的「土耳其人」來稱呼在醫院內用魔法救了他一命的亞塞拜然助產婦。1915年的幽靈仍盤踞他的內心。

在離開這片亡魂縈繞之地前,我再次造訪阿尼古城,這次我改從亞美尼亞的邊境觀賞它。

已經關閉的亞美尼亞和土耳其邊界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界線之一。土耳其因為在納卡戰爭中站在亞塞拜然這一方而於1993年關閉陸上的邊界通道,亞美尼亞這邊也仍保持封鎖狀態,部分原因是流亡海外的亞美尼亞人反對亞美尼亞和土耳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結果是,這個古老而充滿故事的世界十字路口、這個歐亞兩洲之間的樞紐,儘管有道路縱橫其上,卻不通往任何地方。兩國的經濟都因邊界封閉而受害,兩邊的百姓都被切斷對外聯絡的通道,與世隔絕,愈發窮困。

在共同防衛協定下,俄羅斯軍隊駐守亞美尼亞這邊的邊界,莫斯科藉此保有在這個戰略要地的影響力。眼前是一幅超現實景象:亞美尼亞架設的一道道刺網、俄羅斯的瞭望台,還有一座座檢查哨面向土耳其境內的開放原野,但土耳其早在多年前就把與亞美尼亞之間的邊界去軍事化,與俄羅斯和亞美尼亞部隊對峙的是土耳其牧羊人;牧羊人揮揮手。

「我總是點著廚火。」兩頰紅通通的亞美尼亞婦人瓦韓都克特.瓦達揚說;她的農舍就隔著鐵絲網和阿尼古城對望,「我要讓土耳其人知道我們還在這裡。」

我登上可以俯瞰下方的高處,搭著巴士來朝聖的亞美尼亞人也在此下車;他們來此是為了渴切地凝望邊界的另一端,望向他們在安納托力亞的古老首都。我也望去,看到了幾個月前我在土耳其佇足的地方,那時候的我如今已是幽靈,徘徊在廢墟內。沒有什麼可以把我們任何人隔開,除了一道巨大的孤寂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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