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史其實就是安慰劑效應的故事。
―安慰劑研究學者亞瑟•夏皮羅(Arthur Shapiro)
與路易斯•莫里斯(Louis Morris),1978 年

  回想一下你上次頭痛吃止痛藥的情形。那顆藥長什麼樣子?藥丸的大小和形狀如何?是白色還是粉紅色?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藥丸上需不需要有品牌名稱的壓印才會讓你比較安心?再來,回想一下你吞藥的時候的感覺。是不是藥一下肚,你就能想像藥的分子把清涼、舒緩的效果散播到你的頭部?你是不是馬上就覺得比較好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怪了;因為大多數止痛藥都需要15 到20 分鐘才會發揮效果。這種一吃了藥,不適症狀馬上得到緩解的感受很多人都經歷過─這就是安慰劑(placebo)效應,或許是暗示與期望最純粹的展現。

  placebo 這個字源自拉丁文,意思是「我將取悅」(I shall please);最初安慰劑指的是所有能在病人身上發揮作用的惰性物質,例如糖片、生理食鹽水、假手術(sham surgery)等,且往往搭配一些障眼法,效果通常只持續不到一天,偶爾會更久。換句話說,這種治療其實就是「什麼也沒做」。但在期望的世界裡,只要用對了包裝方式,什麼都不做的力量有時比做了什麼更強大。這裡所謂的「包裝」是因人而異的。至今科學家仍在設法了解安慰劑效應的成因。它是心理學、化學和遺傳學的綜合體,再輔以說故事的力量。一切都取決於安慰劑的登場方式,例如頭痛藥就以西藥的形象來包裝,凡是你已經對它養成信任感,它就能帶來舒緩的效果。但除此之外還有無數利用安慰劑的方式,科學家仍在持續發掘中。

  與流行的觀念剛好相反,安慰劑並不是利用花招或詭計來治療容易上當或性格軟弱的人,而且效果也不必然是暫時性的。事實上,安慰劑效應是一種可測量的實質大腦活動,不該受到輕視不說,更是現代製藥業的基石;對某些人來說,還是通往健康和幸福人生的入場券。但它有時候很複雜,而且平心而論,確實使醫生和病人雙方都非常困惑。我舉個例子來說明。2003 年,娜塔莉・葛拉姆斯(Natalie Grams)是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在德國海德堡的一間醫院工作。當時她對醫療的看法與任何一位醫生都是一致的:疾病是人的生理狀況出了問題,只要了解其中的機轉,對症狀做出正確診斷,給予適當的治療,就能戰勝疾病。她治療病人的方式和很多醫生差不多,一一從症狀下手,花幾分鐘問診、收集資訊,然後就開藥。有一天,她在路上轉過一個彎,從此命運就改變了。

  那時她開著車快要到家,對面突然有一輛車逆向行駛到她的車道上。為了避免迎頭撞上,她只得急打方向盤,結果車子衝出路面,因轉彎過猛,沿著邊坡往下翻滾了好幾圈,衝進林子裡。葛拉姆斯奇蹟般從汽車殘骸中走出來,除了頸部有點扭傷以外,沒有任何外傷。但不久之後,她開始出現嚴重到失能的恐慌症,發作時彷彿快要窒息。最初還只是造成生活困擾,後來變成必須正視的大問題。有一次她正在手術室工作時突然發作,才驚覺這個症狀已使她心神耗弱,或許會對她的病人造成致命危險。她諮詢了多位醫生,檢查是否有肺功能問題、感染,以及其他五、六種可能的肇因;也試過看精神科,服用抗焦慮藥物,但全都無用。最後,她尋求順勢療法的協助。順勢療法是19 世紀初德國一位名叫山姆・哈尼曼(Samuel Hahnemann)的年輕醫師發明的,他對人性的觀察非常敏銳,厭惡當時的醫療手法,特別是放血。他認為和他同時代的醫生對患者造成的傷害比幫助更多,深信最佳的治療往往是靜養與健康飲食他對各種不同的偏方非常著迷;他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發現健康的人服用奎寧(治療瘧疾的藥物),會出現與瘧疾相似的症狀。疾病與療法之間的這種相似性,會不會正是治癒的關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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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腦內心機:從催眠、安慰劑和虛假記憶揭開大腦自我暗示的祕密》,博客來誠品金石堂讀冊大石商城,現正銷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