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利他行為是以自己固有的傾向作為起始點,不斷收集證據最終形成偏好的過程。

研究者對這個話題做過不少研究,有研究認為是否樂於助人是天生的,還有研究認為這要靠權衡。但時至今日,也沒有一個普遍令人信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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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浙江大學神經管理學實驗室的陳發動研究員及其合作者,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伊恩.克拉比奇(Ian Krajbich),構建了一個基於認知神經科學的全新行為模型,不僅很好地解決了此前研究的矛盾,還發現了決策時間這個要素的作用。該論文已於9月3號發表在《自然通訊》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上[1]。

自私還是利他,是天生的嗎?

助人,或者叫「利他」,從本質上說是人類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行為決策研究對此提出了兩類可供解釋的模型。

一類是S模型(全稱Single comparison process),它認為人們的決策是一個單一的比較過程。在選擇利他還是自私之前,大腦會自動收集支持這兩個選項的「證據」。最開始,兩個選項的證據都是空白的,人們對利他和自私並沒有偏好。而一旦某個選項的證據率先超過了閾限,那麼人們就會選擇它[2]。

另一類模型叫D模型(全稱Dual-process theory),它認為決策在本質上是直覺和理性的競爭,而非證據累積的過程。人們在直覺上會有一種偏好(既可能是利他也可能是自私,目前尚存爭議),而一旦有機會開始思考自己的直覺是否準確,他們可能會發生動搖,轉向另一個選擇[3-4 ]。

這兩種模型乍看起來都說得過,但是它們之間卻存在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D模型認為人們直覺上存在一個固有偏好,那麼當在下意識中(通常來不及思考)進行決策時,他們更應該去選擇固有偏好。然而,依據S模型的觀點,選擇需要一個證據累積的過程,既然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那麼自然也累積不了什麼證據,因此人們應該對利他或自私無偏好。

對於這種矛盾,陳發動和克拉比奇的研究作出了合理的解釋。

時間可能會讓你的選擇反轉

實驗總共招募了102名實驗對象,他們需要和不同的匿名參與者一起完成一個叫做「迷你獨裁者博弈」的任務,在兩種分配方案中選擇一種。其中一個方案是,被試所能獲得的報酬始終要遠高於另一名參與者,例如被試得65元,對手得31元,記為(65、31)。另一種方案則縮小了兩者的差距,比如(58、47)。因此,在這個任務中,被試始終面臨著利他和自私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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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總共進行200輪,其中50輪有一定的時間壓力,被試必須在2秒內完成選擇;還有50輪則相反,被試必須充分思考10秒後才能進行選擇;剩下的100輪任務不對決策時間進行限制,作為基線水平。

在綜合不限制決策時間的結果後,他們得到了一個有趣的發現:人們對利他還是自私的固有傾向存在很大的異質性。就是說,現實中既有相當數量天性樂於助人的人,也有相當數量天性自私的人。

此外,時間壓力(必須在2秒內做出決策)會放大人們這種固有的傾向,使利他者更加利他,而自私者更加自私。

然而,時間延遲卻會逆轉這種效應。當被試需要思考10秒後才能決策時,原本利他的人反而變得輕微自私了,而原本自私的人卻變得利他起來。

每個人的起始偏好不同

研究者更感興趣的是,該如何解釋決策時間的影響,以及S模型和D模型之間的矛盾。

接下來,他們在S模型優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帶有起始點偏差的模型。也就是說,利他還是自私遵循的基本原則仍是一個證據累積的過程,但每個人的起始點都不一樣:有些人是天生的利他者,他們在初始階段就手握了大量支持利他選項的證據;而另一些人則是天生的自私者,他們在初始階段便有大量支持自私選項的證據。

因此,當時間非常緊迫時,初始傾向所擁有的證據占到了絕對優勢,人們更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傾向做決策。這種結果與D模型的假設是一致的:時間越短,人們越可能按自己的傾向行事。然而,一旦決策時間增長,人們便有機會考慮其他的選項了,甚至會重新思考自己固有的傾向在當前情境下是否合適,因此偏好可能會向另一端傾斜。

例如,當我們在大街上看到乞討者,考慮捐錢還是不捐時,大腦會收集環境中的訊息,分別為捐和不捐提供證據。捐錢是社會所弘揚的價值觀,但卻會犧牲一定的個人利益;不捐雖然能守住口袋,但良心上可能會過不去。一旦捐或不捐任一選擇的證據率先達到閾限,那麼我們就會選擇它。但是,每個人在選擇前又有各自的初始傾向,因此,在時間緊迫容不得大腦收集證據的情況下,我們更可能按照自己的初始傾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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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合了實驗數據之後,研究者發現,新的模型比原有的理論能更好地預測決策者的行為。可以說,這項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我們對人類利他行為的理解向前推進了一步,並且它還特別指明了一個細節:我們的利他行為是以自己固有的傾向作為起始點,不斷收集證據最終形成偏好的過程

 

撰文:性感的小腳脖

編輯:odette

參考資料:

  1. Chen, FD, & Krajbich, I. (2018). Biased sequential sampling underlies the effects of time pressure and delay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3557.
  2. Krajbich, I., Bartling, B., Hare, T., & Fehr, E. (2015). Rethinking fast and slow based on a critique of reaction-time reverse infer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7455.
  3. Rand, DG, Greene, JD, & Nowak, MA (2012). Spontaneous giving and calculated greed. Nature, 489(7416), 427-430.
  4. Rand, DG (2016). Cooperation, fast and slow: meta-analytic evidence for a theory of social heuristics and self-interested delib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9), 119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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